节选自《大学堂走出的山大人——山西大学校友故事》文集

改革开放如春雷般迅猛而来。1978年，我们乘着世人瞩目的中国改革招生制度“先发车”进入山西大学。这年，停止了风声鹤唳的“以阶段斗争为纲”，转向扭转乾坤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学校顺势改革系室设制。1980年秋季开学后，我们来到新组建的经济系，虽坐在课堂里，却能感觉到新时代到来的脚步频频加快，尤其是正值“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以势如破竹之势发展，有关于此的种种议论一时成为同学中流传着的国家推进经济改革的“时髦”话题，这表明了大家对社会变革的特别关注。因而，我们从“学经济”到“搞经济”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杨志明与编辑“小团队”讨论“学经济”小报

1978年寒假，我回到太原市北郊区，在政府办公室瞅过一眼新华社编发的《参考消息》，有外媒评论中国式改革开放正从农村改革“破土”，将土地经营权还给农民。这直白的语言对我触动很大。当时班里的学生构成有点像个“小社会”，有参加工作十多年的，有城市高中毕业下乡插队的，有农村高中毕业回乡的，有当工人的、当兵的，还有在工厂（车间）、乡村（公社、大队）担任过基层干部的，有应届高中生直接考上大学的等等，经历不同，看法自然不同，仅靠班里有限的课堂讨论或争论，大家普遍感到“不过瘾”。我和系学生会干部、各班党支书、班长商量，既然四个年级都有兴趣深入探讨，就将大家的发言凝练成文字，办个《学经济》小报，便于大伙儿各抒己见，相互交流。于是，我和1977级同学苗平生、张兵生、麻振明、刘永鸽、孙智，1978级同学管培俊、朱锦平、贺虎林、杨彦田、赵文辉，1979级同学周歧、王凯，1980级同学孙跃进、张继红等沟通协商，组成编辑小团队，我总体负责，管培俊、贺虎林审稿，蜡纸刻印由钢笔楷书写得好的杨彦田和赵文辉承包。小报不定期刊发，忙忙活活中很快就“出炉”了。

第一期有关“农村改革与包产到户”的文章刊发后，很快得到同学们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可。记得吃过午饭后，我拿着刚油印好的小报下楼敲开王凯的宿舍门，送去创刊的第一期，他说多拿几份，下午班里讨论时正好让大家看看。我结合自己下乡插队和在公社工作的体会，写了篇《包产到户初探》的文章，管培俊、贺虎林、张孝德等同学都从不同角度写文章各抒己见。陆续撰稿的还有杨晓、王连辉、杨临生、李中元、王景平、张天喜、魏峰、石苏谊、郭晓霞、王艾萍、张勇等同学。亢亨祯、孙强同学是现伇军人，也有独特的见解。哲学系、法律系这几届同学分系前本在一块儿学习，白吕、夏征贵、郝志宏、李丰、卫建国等同学很快就将活跃的思维、严谨的叙事带入小报的讨论中，还有看到小报后自愿加入讨论的1978级外语系同学和山西矿业学院唐晋同学，他们都专门送来文章。在这种无拘无束的讨论中，大家脑洞大开，多种观点碰撞出思想火花，对各班级乃至其他系的学生产生了影响。张兵生、苗平生邀我到1977级农村改革研讨会上讲农村包产到户，紧紧跟上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解放思想大潮。征稿中有的同学建议开设世界经济课，认为既然改革开放了就不一定要称为“外国经济学批判”（初始课程有）；有的同学建议增加徐禾编著的《经济学概论》的学习参考资料，举办孙冶方、徐涤新经济学理论研讨专场；有的同学建议开设《经济数学》课程，针对学生数学基础差异搞些补习课；有的同学就家庭联产承包制算不算是集体经济展开讨论；等等。一时间，各种活跃的想法凝炼成文字跃然纸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同学们对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的期盼。周歧告诉我，他爱人在太原市政府研究室工作，看到小报后认为学生敢想敢说，自己很受启发。时任系书记张诚斋、系副主任顾德良（主持工作）等都给予支持，山西社科院《能源经济》上摘登了我们利用暑假到大同矿务局调研后写的“建设能源基地需发展生活服务业”的报告。直到1982年春，我准备写毕业论文时，和周歧商量后就把担子交给1980 级勇于进取的孙跃进同学，由他担任系学生会主席并继续拓展小报。虽然小报存在时间不长，办了几期，但给山西大学经济系学生增加了思考的兴奋点。

印象深刻的还有，陈舜礼校长兼首任系主任（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和牛津大学经济系），给我们讲了一堂产业经济学课，开阔了大家的眼界；周寿萱老师直接翻译国际经济动态，课堂上也颇受学生欢迎。

我上学前做过两年乡长（公社主任），对改革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有着切身感受，也想对此有些理性分析，就将毕业论文题目确定为“试论包产到户”，毕业后到山西省计委工作也注意搜集这方面资料。1982年冬，我在代理山西省计委驻临汾市霍县工作队队长时，正好指导实施包干到户。1983年12月，我到太原北郊区担任副区长，分管农业，工作地在近郊蔬菜区，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建议区委、区政府在菜田耕作管理上借鉴粮田包产到户经验。1984年春，我率先在太原市北郊区与尖草坪区交错地带进行农民进城卖菜的城市蔬菜供销体制改革，得到省、市领导支持，相关做法被《人民日报》摘登。这年我以此为基础撰写的《城郊经济发展战略初探》被中宣部理论局评为全国中青年优秀经济论文，《经济日报》刊登目录，被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工作通讯》加按语全文刊出，并就此开辟“市郊经济”栏目。后来我在太原市清徐县时着力发展“城市之尾、农村之首”的城郊经济，在山西省乡镇企业局时着力发展“集中连片，产业升级”的工业园区，在临汾市政府时着力建设“内陆经济强市”等，在十多年工作中竭力将理性思考运用于实践，并在获得实效中升华。在山西省、甘肃省和劳动部、人社部任职期间，尤其是兼任国务院农民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期间，在较高层次上研究企业改革和农民工发展时，我都会与当初探索包产到户会产生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溢效应的理解密切联系，农民工几乎成为我大半生琢磨的课题。

2008年，在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175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岗位，我把情况快报上去后领导很快批示，立即组织快速调查并提出了稳定农民工就业的意见，通过“快车道”递交上面讨论后下发。这些可操作的稳岗措施为以后应对突发经济危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办法。2009年底，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建筑工地了解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多是小承包方，根源在一级承包方，于是和调研组连夜研究并分析全国突出案例后提出根治欠薪“三制”，报上去后获得国务院主要领导快速批示并发内部明传，赶在元旦后、春节前“欠薪案” 高发期前发挥“撒手锏”作用；全国人大修改刑法时我们到法工委力争“欠薪入罪”。2010年夏，在妥善处置深圳知名企业和广州、大连“涨薪潮”等集体劳动争议后，和部里研究提出进一步稳定劳动关系意见，并报上面研究后下发各地，取得了实效。同年，组织国务院农民工领导小组30个成员单位，开展为期10个月的全国农民工发展大调查，针对新情况提出到2020年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及措施，将总体规划概括为农民工“十有”（即“进城有工作，劳动有合同，上岗有培训，薪酬有保障，参保有办法，诉求有渠道，居住有改善，子女有教育，生活有文化，发展有目标”），使政策措施操作性强、简便易记，且能落实。2011年，率中央四部委调查组赴浙江省实地考察，提出构建新时期和谐劳动关系意见并上报，看到党的十八大后中央为此专门发文，我倍感振奋。2017年党的报告（初稿）征求十八大代表意见时，我将有关农民工的建议送上，在参加国家发改委《新型城镇化规划》编制时，将多年研究农民工发展的有关建议融入专章。

在国家政策层面的研究深化了我对农民工的认知。在中央党校大礼堂、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和北京大学新年论坛报告中，我都讲到了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读懂农民工就读懂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密码”。我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和抖音、今日头条、腾讯等新媒体的专访，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第四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西班牙记者有关农民工的问题及在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大会上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题发言，都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白岩松在央视《新闻1+1》栏目中点评农民工“十有”并给予支持，美国有名的作家库恩专访我农民工问题时作了深入交流。这些都深深镌刻着当年《学经济》小报的烙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农民工的历程和贡献》，写《中国农民工》一书获得费孝通田野调查特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主编《70个农民工的故事》，前年实现脱贫“人间奇迹”时主编《2020个农民工口述脱贫》。全国政协在委员履职风采系列中将与我有关的调研、提案、发言和报道编辑了一册《心系农民工》。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组织中国劳动学会“百企万人”快速调查，提出农民工错峰返城和分批复工；去年初提出近亿农民工就地过年需解决问题；今年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投身新业态劳动权益维护、助力“城归”（农民工返乡创业），多种冲击叠加对农民工就业影响与稳岗建议等都得到国务院领导重视和农民工的欢迎。

每每被问到如何踔厉为农民工鼓与呼，成为农民工的“代言人”时，我都认为自己的成长与山西大学经济学习形成的专业兴趣和组织培养的责任担当有关。四十多年了，许多往事已淡去，那张油印小报却成为在山西大学读书期间挥之不去的记忆，也是我离校走向工作后受益颇多的一件往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过去的读书写照，当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数字化带来的新事物层出不穷，网络使社情民意如浪潮般而起，就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了，这可能是我们这几届学生或这一代人的印记。现在环境不同、时代不同了，但学经济需紧密关注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变化，要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才更有益于学深悟透。上学时的创意往往是毕业后迈入社会的初心显现。大学生活是短暂的，但也打下了人生发展的根基，笃行不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从《学经济》小报逐渐到大平台上为农民工发声，似乎小报有乾坤，在后来的经济工作实践中我越来越体会到，经世济民才能经世致用。

杨志明，经济系 1978 级校友，曾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