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大学堂走出的山大人——山西大学校友故事》文集

梅汝璈（1904年11月7日—1973年4月 23日），律师、法学家，曾在山西大学法学院出任教授。1946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恐怕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抗日战争，没有一个人会忘记那饱蘸着鲜血与眼泪的十四年。可是，你可曾遥望过这样一道背影，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叱咤风云，他背脊笔直，慷慨激昂，为了祖国和同胞据理力争，不曾退让半分。他的话至今仍在我们心间回荡：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他是举世瞩目的东京审判中代表中国的首席法官，他的名字叫梅汝璈。

青葱岁月的梅汝璈，清华大学这所全国顶尖的学府为他打开了观望世界的大门，在北京度过勤恳丰富的四年之后，年仅20岁的梅汝璈踏上了海外进修之旅。

尽管梅汝璈以大法官的身份为人所熟知，但是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他最初是在文学院就读，之后才转入芝加哥大学学习法学。他学习刻苦而认真，接受着西方三权分立系统下的法哲学教育。他24岁就获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 堪称天纵英才。这样的人才拥有一帆风顺的人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至少在人生旅途的前半程，梅汝璈顺风顺水。28岁那一年，梅汝璈回到国内，以教师身份重新回到大学校园。

不过梅汝璈第一所任教学校不是自己的母校，而是与清华大学颇有渊源的山西大学，在山西大学教授政治学与法学。他毫不避讳地告诉学生：培养自己的母校和自己任教的学校，都是以“庚子赔款”为经济基础建立的，这不是真正的耻辱，真正的耻辱是中国的经济、科技、教育样样不如西方，并勉励学生奋力雪耻。梅汝璈在山西大学度过了四年时光，此后他又受聘到南开大学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梅汝璈随南开大学一起迁往云南，在西南联大继续教书。时局动荡，可梅汝璈一直在战火中坚守着自己的岗位。颠沛流离之中，他手中的书本不曾放下。不论是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还是后来的西南联大、复旦大学，甚至是中央政治学校，梅先生的学生遍布海内。他不仅帮助学生树立法治精神，更身体力行地教他们做有骨气、知耻辱的中国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对广大中国老百姓来说，这是平安生活的开始。而对梅汝璈来说，这是他一生辉煌也是一生坎坷的起点。

1946年3月19日，这是梅汝璈人生中最为关键的几个日子之一。祖国的河山慢慢变得遥远而模糊，他怀着满腔的热忱和坚定的信念离开故土。在他第一次踏上日本东京之时，国内以《中央日报》为首的报刊，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他不是只身前往的，他的身后，有四万万中国人民的殷切期盼，有数以千万计冤魂的未白之冤。这位清癯的学者肩上担负的是整个民族的希望。即使前进的路上步履维艰，他也不能后退半步。

东京帝国饭店是梅汝璈落地之后的第一站，中国同胞以及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军在这里为他接风洗尘。宴会上展开了一场宝剑赠英雄的佳话，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先生将一柄雕饰精美的宝剑赠予梅汝璈，梅汝璈深施一礼，郑重地接过了宝剑，而后执剑在手，拔剑出鞘：“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文人傲骨，壮士慨词。梅汝璈的话字字掷地有声，接下来他用将近千日的毫不妥协，坚定地践行着自己的诺言——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然而“弱国无外交”从来都不是历史书上的一句空话，在开庭之前，梅汝璈就已经遇到了困难。

各国共同认定的远东军事法庭宪章上没有关于座次的规定，法官们为此争执不休。按照常规，应该按照受降签字的顺序来安排各国法官席位的次序， 可庭长却怀有私心，希望与英美派法官呈众星捧月之势。但无论按联合国安理会五强的顺序还是按照受降的十一个国家的国名字母顺序排列，都不能满足庭长的私愿。梅汝璈作为中国的代表，坚持以受降国的签字顺序为标准。

“如果各位都不认同这个标准，那不如按照各位的体重来决定座位顺序。体重大的人居中，反之则在侧。这样即使我坐在最边角，也对本国政府有了交代，也好再另派体重者来参与审判。”

梅汝璈的话否决了庭长任意妄为的提议。然而事情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在正式开庭的当天上午，庭长直接蛮横地宣布了各国审判官的座次，并用盟军总部的名号以示威压。此话一出，举座皆惊。在他国法官议论纷纷的时候，梅汝璈果断地脱下了法袍，直白地表示了他对这种不合理安排的拒绝。庭长十分尴尬，不断劝说，但梅汝璈仍旧坚定不移，并组织法官们以投票的方式，最终达成了一致：按照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座位。

中华民国的国旗在众国旗的第一位飘扬，身着法袍的梅汝璈这才落座。他争的不是自己的脸面，而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尊严。

这只是一个开始，想要把恶贯满盈的日本战犯绳之以法，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英美的强势、其余国家的不配合、内外兼有的阻力……整整两年的时间，梅汝璈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这件事上，未曾有一日懈怠。

1948年4月，这次大规模审判终于结束。以梅汝璈为首的中国审判团拿回了起草判决书的自主权，他日日埋首在如海浩瀚的法庭记录之中，孜孜不倦， 代表着四万万中国人民，书写下十万余字的判决书。

法治时代，一切需依法量刑，但侵华日军在华夏土地上犯下的罪状，罄竹难书！

庭审接近尾声，困难却没有消失。在座的法官来自不同的国家，各有其律法，大不相同。对于战犯是否处死刑的问题，法官们各执一词，有的弃权， 有的反对，有的坚持，印度的法官甚至表示要无罪开释全体战犯，以宽容之心感化他们。

楚霸王乌江自刎只因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梅汝璈如若不能将屠戮无数中国百姓的罪魁祸首送上绞刑架，也无颜归国。可死刑的判决需要半数以上的人赞同，照当时的形势，是必然得不到六票赞同的。他心急如焚，寝食难安， 恨不得把一天中的二十四小时都拿来与他国法官磋商。

一次说服不了，那就两次、三次。整整七天时间，梅汝璈辗转于法官之间，列举着他两年间搜集来的日军暴行罪证。根根白发悄然出现在这位不到四十五岁的中年人鬓角。在最后投票表决时，梅汝璈暗自收紧了手掌，紧张地等待这些天辛苦的回报。

一票，两票，三票，四票，五票，六票！

当远东军事法庭以一票的微弱优势，宣判对 7 名日本甲级战犯处以死刑时，激动和畅快如潮水冲刷着在场每一位中国人的心田。身着丝质法袍的梅汝璈眼角湿润，他终于撕碎了日军的虚假宣传，将双手沾满鲜血的28名甲级战犯全部送上了刑场！

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庆，“梅汝璈”三个字印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

 东京审判结束，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梅汝璈为司法部部长，发去电报令他回国就职。可两年半在外，梅汝璈对国内的局势并不是一无所知。他心中经暗暗做了决定，所以推诿着迟迟不就任。梅汝璈清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归宿。

1949年夏，梅汝璈终于从日本南岸乘船归国。荣归故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中国共产党，并在之后联系新闻媒体，发表了自己想要弃暗投明的意愿。共产党自然欢迎这位俊杰的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梅汝璈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典。此后，他正式为新中国外交贡献力量。

今天，梅汝璈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余年了，可他的英灵常在，他那坚守公平正义、爱国奉献的精神，那在苦难之中仍点亮精神灯烛的情怀，仍然感染着后世的人们。

我们不该忘记、不敢忘记也不能忘记那一段历史，更要铭记曾有这样一位中间人，被称为“民族的脊梁”。

山西大学校友会根据网络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