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大学堂走出的山大人——山西大学校友故事》文集

乔志强（1928年3月—1998年11月），终身育人，硕果累累。他多次荣获校、省和国家奖励和表彰，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的专家津贴，曾被国家教委、人事部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被授予“人民教师”奖章。1991、1996年，两次被授予“山西省优秀专家”称号。

少年求知

先生诞生于山西省城太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乔松岩，主要供职于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和山西省教育学院。其父颇喜欢文史，在乔志强开蒙以后， 就不断地给他看《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等书及《清史演义》《隋唐演义》等历史演义和《东周列国志》等历史小说，使少年乔志强对历史产生了初步的兴趣。这时，他已经学着用古文的调子写文章和记日记了。

初师和高师阶段，在父亲和老师的严格要求下，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史书籍， 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功底。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中学老师，正如他在一份回忆材料中所说的：“这样给我思想方法以长远的影响，就是说话、做事、思考，必须‘有据’。我后来虽然搞了历史科学，但讲课、写文章就和做几何、代数题的习惯一样，一件事、一句话必须有前提、有证明，空话说不出来……这些思维方法、逻辑方法，确确实实是中学数学老师给训练的。好像笨拙，但至今不悔。”（乔志强：《回顾与展望》）

大学四年

1947年，19岁的乔志强满怀着对知识的渴望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大学的专门化教育为他发挥特长、继续钻研创造了良好的读书条件。从此他就如饥似渴地埋头苦读古今中外历史学、哲学、经济学、逻辑学等专门书籍，大大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面。

1948年夏天，山西大学全体师生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进步思想的推动下，搬到北平和张家口地区。受学生运动的感染，他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其至成为进步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和带头人。太原解放后，山西大学迁回太原，乔志强开始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认真钻研当时在学生中传阅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民主解放运动史》等著作。1949年底，他被选入学生会，还被选为太原市学生代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和他亲身经历的中国革命运动，促进了他思想认识的提高和视野的拓展。到毕业前写论文的时候，为密切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他选择了中国近现代史及辛亥革命前十年这一专题，并以山西的争矿运动为主题，出色地完成了毕业论文。

大学教师

1951年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乔志强一直在山西大学从事历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担任多年的历史系主任和历史研究所所长，是一位纯粹的本土学者。乔志强的讲课条理分明，逻辑严密，受到学生的欢迎。

在从事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乔志强也开始了科学研究工作。对于自己选准的辛亥革命前十年史的研究，他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从搜集材料入手。山西是义和团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为了搞清基本史实，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他就坚持背起书包，带上相机，跋山涉水，实地走访考察了许多城镇乡村，并且通过去图书馆、档案馆以及通信访求等形式，搜集到了大量稿本、档案等第一手材料。由于没有复印条件，收集的资料只能手抄，在他的书架、案头上堆满了一摞摞的手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他编出一本本大事记。在这种扎实有据的工作基础上，乔志强完成了《曹顺起义史料汇编》（乔先生最早出的一本书）、《山西制铁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义和团运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等著作。其中《山西制铁史》学术界评价颇高，《光明日报》（1980年4月5日）、《山西日报》（1980年3月23日）均刊文给予肯定评价。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教授认为该书“取得显著成绩”。《义和团运动山西地区史料》则填补了山西地区义和团运动研究的空白，学界给予高度的评价。日本“中国问题研究所”的学者索要此书，并来函给予好评。

这一时期他参加编译的著作、工具书也不少。《中国近代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全书三册150万字，他是作者及定稿人之一，上册出版后，《人民日报》1982年2月9日曾刊载署名文章予以肯定评价。《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中华书局1980 年出版）已再版三次，他是作者之一。《中华近代史稿（上下）》（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他是作者之一。他还与人合作翻译过《东方各国近代史》第二卷（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

此外，他还在《山西大学学报》《近代史研究》《历史教学》《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有关义和团史、辛亥革命史的学术论文若干篇。他的《辛亥革命前夕学堂的兴起》被选入中华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他的专著《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是建立在严谨的治学态度、艰苦的工作过程基础上的，是他在史学领域三十年辛勤探索的结晶，这部著作获山西省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

钟情社会史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的春天到来了。正如他所回忆的那样：“我们人类的历史是立体的、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横向互相影响又互相推移发展，我们研究工作中只考虑任何一面都不能成为综合的历史。而且历史又是动态的， 必须研究它的发展，就是说也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要为现代化服务…… 因而我产生了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想法，就开始读有关的书，查阅资料。”（乔志强：《回顾与展望》）1978年乔志强开始招收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1982年开始招收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生。20 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他为该所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在他的亲自培训下，这支学术梯队迈开了向社会史领域进发的步伐。

乔志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社会史史料学、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方法等新的课程。在这一新领域的探索过程中，他对社会史的对象、任务、内容、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与探索，提出了一个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初步纲要。1984年在全国第二次文化史研讨会上，他首次提出系统的社会史学科体系，对社会史的诸多理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以后，他带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第一届至第六届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倡以整体通史的观点研究系统的中国社会史，并努力构建中国社会史学科的知识体系。虽然这种探索是在没有任何借鉴的条件下进行的，但他不惧失败，以卓越的胆识和超前的眼光勇敢向前，终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乔志强先生形成了自己较为完整的社会史理论知识体系。他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的历史，是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不断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社会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平行的专史，缺乏社会史的通史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通史。

1992年，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40万字的专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社会史著作。它的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都曾予以报道和评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的问世，使乔志强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整体社会史学科的创建有了初步成就。这部著作获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山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最后的岁月

经过反复思考和论证，乔先生把目光投向了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力图以它验证、修正和深化整体社会史理论。他带领一批研究者投入对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中，这项研究1993年受到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为基地，紧张而有序地展开了。晚年的乔志强对此项目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部署弟子按各自专长分工研究编写，而且亲自撰著，严格把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社会史的理论知识体系，1998年底，由乔志强任主编、行龙任副主编的80余万字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立即引起各界关注，《中华读书报》“学者匿名评书”盛赞“此书堪称一部体系完整的社会史著作”，“全书史料之丰富、分析之细腻都是同类著作中少见的”。

在开展华北研究的同时，他又亲自主编了90多万字的巨著《山西通史》（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在这部史著中，实际上已经贯穿了将整体社会史研究理论应用于地方史研究的实践与思想，这在省一级地方通史的研究中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乔志强培养了大批本科生，桃李满天下；他指导了40多名硕士研究生，其中多数已成为各单位教学科研的骨干；他培养和领导的以山西大学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梯队成绩突出，在史学界享有盛名……

先生倒在了这片他亲手耕耘过而今仍然需要他关怀的土地上，他的高风亮节永远让人怀念。他为后辈史学研究者们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留下一块肥沃的处女地，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一定会在这块土地上有更丰硕的收获！

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原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