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大学堂走出的山大人——山西大学校友故事》文集

1962年9月25日，时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的阎又文，在任上病逝，年仅48岁。

对于父亲的离世，阎家子女充满了悲痛。但悲痛之余，他们内心却充满了困惑，这困惑一方面是来自阎又文去世前留下的“奇怪”遗言，另一方面则是来自阎又文去世后的碑文内容。

阎又文去世前曾留下遗言，嘱咐妻儿：“有事找组织”。

倘若是根正苗红的我军将领说出这话，阎又文子女也能理解，但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父亲并不是。阎又文不仅曾是国军将领，而且还曾撰文骂过毛主席。虽然建国前他跟随傅作义将军一同起义，建国后也被委以重任，但还是有很多人对他抱有看法。

所以，面对阎又文的“奇怪”遗言，阎又文子女一度困惑不已。

阎又文去世后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是墓碑上的碑文却很“奇怪”，写着：

阎又文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其他我党同志的碑文上，不仅会标明参加革命和入党的时间，也会写清楚历任职务。但是阎又文的碑文，不仅没有交代入党时间，建国前的职务也以一句“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一笔带过。

这自然也让阎又文的子女很困惑。不过困惑归困惑，当时阎家子女也没有太过于纠结于这些。直到他们参加工作后，阎家子女才生出了强烈的想法：一定要弄清父亲的真实身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们都遇到了同一个问题：政审。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阎家子女先后找到阎又文曾任职的水利部、农业部、中组部，希望能够找到答案。但他们能够查到的内容，仅限于解放后阎又文的情况，关于解放前依旧是迷雾重重。

直到1993年，通过曾担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中央领导罗青长的讲述，阎家子女终于知道了父亲不为人知的过往。

1914年，阎又文出生在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

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阎又文的父母硬是坚持供他读书，希望能给他一个不一样的未来。而阎又文本身也很懂事，他并没有一味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边刻苦读书边打工贴补家用。

终于，在1933年，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山西大学法学院。

在山西大学求学并参加革命活动时期的阎又文（左一）

1937年，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一腔热血的阎又文没有多思量，毅然决然选择了投身革命洪流，和其他有志青年一起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阎又文参加了第二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主要就是为我党培养情报侦察精英。从训练班毕业以后，阎又文被派往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部队从事地下工作。很快，阎又文又接到了组织安排的新任务：加入傅作义所在的部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力。

傅作义虽然是国军将领，但和我党我军关系甚好，是他亲自向毛主席提出请求，让我党派工作人员前往他的部队帮助一同抗战。

对于傅作义这样的要求，我党自然是欣然答应。不过我党也汲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所以除了明面上的人，也必须在隐蔽战线安排人手。阎又文既是高材生，又是傅作义的老乡，再加上他刚参加情报工作不久，身份隐秘。所以，他就当仁不让地成了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最佳人选。

到了傅作义部队后不久，阎又文就在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了我党。不过由于阎又文从事的是地下工作，所以他的加入是秘密进行的，这也是后来很多人都对他的真实身份不知情的原因。

果然，国民党又掀起了反共高潮。蒋介石甚至直接密电傅作义清共。好在傅作义还算明事理，并没有对军中的我党同志下手，只是将他们“礼送出境”。当然，像阎又文这样的地下党员，傅作义并不知情，依旧留在队伍当中。因为事出突然，傅作义部队中的我党地下组织，没来得及给阎又文留下指示就撤走了，这导致阎又文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阎又文牢记着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就这样，阎又文一直待在傅作义部队，一边辅佐傅作义抗战，一边等待着组织联系他，这一等就是7年。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我党已经开始察觉到国民党反动派想要挑起内战的态度。于是，组织上专门安排了一位地下工作者重新联系阎又文，这个地下工作者正是王玉，那个领着阎家子女走进罗青长老部长家中的人。

我党对于阎又文这条情报线十分重视，毕竟当时的阎又文已经成为了傅作义的“左膀右臂”，毕竟当时的傅作义在国民党中位高权重。所以在王玉出发前，组织上专门叮嘱他：只能和阎又文建立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有牵扯。这样知道他身份的只有联络人王玉、上级罗青长和代理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以及极少数我党高层领导。这也是后来阎又文身份那么难以查证的原因。

再次联系上组织以后，阎又文明面上依旧是傅作义身边的“大红人”，但是暗地里，关于国民党军队的各种政治军事情报以及傅作义的动向，都通过他传回了我党手中，让我党在解放战争中掌握了不少主动权。

在此期间，傅作义还曾授意阎又文写过一篇给毛主席的公开信，要求是“长自己（国民党）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这当时可难倒了阎又文，因为国军将领只是他的表面身份，内心深处他依旧是我党同志。让他来写“灭我党威风”的文章，他怎么可能写得出来。无奈之下，阎又文只能向上级请示。但这种大事，上级显然也做不了主，只能继续向上请示。就这样，这件事一直请示到了毛主席、周总理跟前。最终，毛主席和周总理商议后，认为这封信必须写，而且在信里要骂得狠，要达到“在公开信发表后，使傅作义和他的官兵们得意忘形，瓦解他们的斗志；使我们指战员看后，激发对敌人的仇恨，在战场上恨不得把敌人一口吃掉”的目的。

有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阎又文果断洋洋洒洒写了一封言辞犀利的公开信。傅作义对这封信很满意，觉得写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只是他不知道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样对这封信很满意，因为这封信也达到了激发我军将士士气的目的。

直到北平解放以后，毛主席还对这封信记忆犹新。在接见傅作义的时候，阎又文随行，毛主席还亲口对阎又文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只是当时在场的很多人，并不知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也并不知道那封信是毛主席自己授意阎又文写的。所以当时很多人还以为毛主席是在用反话讽刺阎又文，殊不知毛主席说的可是大实话。

而潜伏在傅作义身边时，阎又文最大的功绩当属力劝傅作义起义，促进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底，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对于我党来说，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是真的不想武力解放北平。这一方面是为了北平人民的生命安全考虑，另一方面北平是历史古城，城里的一砖一瓦都是文化底蕴。

1949年2月22日，阎又文（左六）随傅作义（左四）赴西柏坡拜会毛泽东与周恩来（左二）合影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劝傅作义起义，和平解放北平是最好的结果。我党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也派人和傅作义谈判。但当时的傅作义顾虑重重，在战、走、和之间摇摆不定。每次遇到难以抉择的事情，傅作义总是会习惯性地征求下属的意见，阎又文就是傅作义最信任的手下。所以，傅作义第一个找到阎又文商议，阎又文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只有和（起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样的意见对于傅作义做决定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最终，傅作义彻底下定了起义的决心，并于1949年1月22日在北平向全世界宣布了《北平和平协议》。而当时宣读这份协议的，正是以傅作义将军的代表和华北“剿总”发言人出席的阎又文。

 

1949年6月8日，阎又文（左二）作为傅作义方面的谈判代表在《绥远和平协议》上签字

这样，阎又文又以国军起义将领的身份重新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以前的地下工作者都公开了真实身份，但阎又文却没有公开身份，因为组织又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继续以起义将领的身份潜伏。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我党也知道很多起义将领有思想负担，如果不能卸掉很有可能会有隐患。而这些人的思想工作，我党同志去做效果可能并不会太好，相反，让阎又文这个起义将领去做，会让他们更容易接受。就这样，阎又文一直保持着起义将领的身份，一边为新中国的建设做着贡献，一边做着同为起义将领的老朋友的思想工作。

1958年，在水利部任职的阎又文，才在水利部的一次大会上被再次宣布成为了共产党员。不过当时并没有宣布阎又文具体是什么时候入的党。至于其中的原因，其实和阎又文墓碑上没有写具体入党时间一样。因为当时傅作义将军还活着，组织担心这件事会对傅作义将**激太大。

1993年，罗青长老部长将阎又文的这段隐秘经历告诉阎家子女后，他们这才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有着那样不凡的经历，而此时距离阎又文去世已经过去了31年。

为了解决阎家子女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罗青长老部长还专门给阎家子女工作的单位发去了公函，写道：

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谨以此文，纪念阎又文和无数在隐蔽战线上作出贡献的先辈，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摘自：2022年2月2日，网易新闻《父亲去世，遗言让儿女困惑，93年中央领导称：他的身份可以解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