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校友之窗

校友之窗

赤子情怀“铁牛老人”——著名历史学家阎宗临

时间:2022-03-29 信息来源:校友办 作者:阎守诚 (阎宗临之子)


节选自《大学堂走出的山大人——山西大学校友故事》文集


1.jpg

阎宗临(1904的6月——1978年10月),字琮琳,又名已然,晚年自号铁牛老人。著名教授和历史学家。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一个中农家庭,生活虽不富裕,但勉强过得去。阎宗临从小喜欢读书,7岁入村中小学,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深得老师赏识。1924年中学毕业,携带老师乔松岩资助的十元独自去了北京。这个山乡里的穷孩子,从此走出了山村。

阎宗临来到北京,以第一名被录取至梁漱溟在曹州办的重华书院,虽有梁漱溟支付的食宿和杂费,但他的志趣在文学和史学,无奈返回北京继续学习。阎宗临和梁漱溟这段师生缘虽然短暂,但梁漱溟学问的博大精深,为人的善良宽厚,却在阎宗临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梁漱溟从此成为他终身敬重的老师。

阎宗临对鲁迅先生十分仰慕,非常希望能聆听先生的教诲。于是,在狂飙文人高长虹带领下拜访了鲁迅先生。据《鲁迅日记》的记载,这天是1925年2月8日。从此,阎宗临常去鲁迅那里。鲁迅对早期的狂飙社是十分关心支持的。当时一批进步的青年,经常聚集在鲁迅身边,讨论问题,交流心得。有一次,阎宗临就青年应该读什么书,请教鲁迅,鲁迅告诉他:“除线装书和印度书外,都可读。”后来又说:“我读中国书时总觉得能沉静下去,与实际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这些教诲,给阎宗临巨大的影响,是促成他赴法勤工俭学的重要因素。他到法国后,在一段时间内还和鲁迅有书信联系。鲁迅曾寄赠书籍给他(见《鲁迅日记》1926年8月10日)。

阎宗临在晚年回忆青年时代见到鲁迅这位文化巨人的情景和感受时,曾说:“鲁迅伟大的精神,有如一座高山,风雨吹荡它,云雾包围它,但是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

阎宗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1925年12月5日。阎宗临到法国后,先在巴黎一边学法文,一边打零工、散工,做过推土工、油漆工和锅炉工。1929年冬,注册进入瑞士弗里堡大学,学习欧洲古代、中世纪的文化和历史。阎宗临在渴求知识的强烈愿望驱使下,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吃尽了苦头,也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终于实现了继续学习的愿望。岱梧教授是著名的教育家,他认为,阎宗临是这个学校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学生,当他得知阎宗临刻苦求学的经历,深为同情和感动。从此,他对阎宗临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仅指导学习,在经济上也给予帮助。阎宗临通过硕士、博士学位以及到意大利、英国查阅资料的费用,都是由岱梧教授资助的。岱梧教授的关怀和帮助,使阎宗临得以顺利地完成了他在弗里堡大学的学业。

阎宗临在瑞士学习时,多次拜访罗曼·罗兰,还曾把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琪罗传》译成中文,罗兰为这个译本写了序言。阎宗临在青年时代有幸拜会鲁迅和罗兰这两位东西方的文化巨人,聆听他们的教诲,成为他们彼此敬重的见证人,这是很有意义的。

抗日战争爆发,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深感在民族遭受苦难的时候,祖国的命运远比个人的安危更重要,携新婚妻子匆匆回国,回到山西太原。阎宗临被聘为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很快日军占领太原,山西大学停办。阎宗临夫妇一起南下汉口。几经沧桑,他先后在广西大学、桂林师院、无锡国专等校任教,并积极参加文化方面的抗日救亡活动。应中山大学历史系之聘,讲授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希腊罗马专题等课。

1950年8月,应山西大学副校长赵宗复邀请,全家回到山西太原,回到山西大学工作。从此,一直都在山西大学(曾改名为山西师范学院)工作,曾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副教务长研究部主任等职,并当选为省政协委员、省人民代表及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阎宗临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世界文化史的研究、二是关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阎宗临是我国最早研究杜赫德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是具有开拓性的。

阎宗临是一位学风严谨的学者,他为了写作博士论文,曾7次前往罗马、梵蒂冈查阅图书馆及教会档案馆的有关材料。他有很好的语言知识,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日文和德文也都懂一点,因此他收集到大量珍贵的有关中西交通的资料。他发表的众多论文涉及罗马教廷与清政府的关系,传教士与康熙、雍正等清廷统治者的关系以及传教士在清初各地的活动等问题。阎宗临在传教证与中西交通方面所做的研究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如关于雍正三年(1725年)教皇本笃十三遣使来华一事,阎宗临写到:“可惜汉文资料甚少,中西文专著中,亦未提及。余在罗马传信部档案中,发现今所刊印之资料,心窃为喜,以后治清初中西交通或中外交涉史者,将有所依据。”阎宗临的论文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

再如《身见录》的发现。《身见录》是迄今所知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罗马国立图书馆有一份抄本,夹在《名理探》一书中,阎宗临发现后将其拍照带回,断句校注,在1941年《扫荡报·文史地》副刊52——53期上全文刊布,这是很有意义的。

阎宗临的发现是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的,这应该得益于他在欧洲的辛勤收集和丰富的语言知识,因而,能见到国外学者容易忽视,国内学者难以见到或者即使见到也难以读懂(如拉丁文)的资料。1998年出版的《阎宗临史学论文集》收入了这些论文及其博士论文的部分译稿,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给予高度评价。阎宗临在半个世纪以前的科研成果,其原创性和资料上的优势,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阎宗临在山西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和提倡对山西地方史的研究。他常说:“爱国先从爱家乡做起,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还懂得恭敬乡梓,社会主义时代的史学工作者不更应该爱自己的故乡吗?”他多次强调地方史研究和乡土教材建设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他亲自为《身见录》等古文献作了笺注,在山西地方史研究上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同时,也表达了他热爱故乡的拳拳之情。

阎宗临非常热爱教育事业,他一生只从事过一种职业——教师。从30岁在北京中法大学任教授以来,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的讲堂,当教师是他从小的愿望。他从事教育工作40多年,中间曾经有多次选择职业的机会,但他不慕虚荣,不图厚利,就是在生活最艰苦的战争年代,也自甘清贫和淡泊,坚持在教育岗位上。他对教育工作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非常赞赏一位西方教育家的话:“太阳下面最美好的职业是教师。”

1937年9月初,阎宗临从瑞士回到山西太原,当时的职业选择有两种:一是阎锡山正缺一个外文秘书;二是到山西大学任教,阎宗临选择了后者,到山西大学教书。

新中国成立后,阎宗临更是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地为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他对待教学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尽管他教学经验丰富,但每次讲课,都要重新准备,不断补充新的资料和研究进展情况。他曾对一位即将走上讲台的青年老师说:“一个老师登讲台,就像一个演员登舞台一样,一定要严肃认真,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切不可随心所欲。”他对学生的学习要求甚严,他教过的学生,现在有的已是著名的教授了,他们还记得说:“当年想在阎先生的课上混学分是办不到的。”

对于教学,阎宗临有自己的理解。1960年,长子守胜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任教,他马上写信鼓励儿子安心教学,并抄录了和希腊史学家普鲁塔克的一段话:“一个人的智慧,不是一个器具,有待老师去填满,而是一块可以燃烧的东西,有待教师去点燃。”1962年,阎宗临在山西大学开学典礼上做了题为《注重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讲话,重申了上述思想,他谆谆告诫大学生们,要胸怀大志,刻苦攻读,但不要死记硬背、贪多求全,要注重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不断扩大自己心智的结构与能量,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这些都是他多年教学的经验之谈。

阎宗临深明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一生律己甚严。他在学术上和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但他从不以名流自居,也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待人和蔼、宽容,对事正直、认真,衣着、生活都很简朴,言谈典雅而富有幽默感,因此,他不是以地位和声威而是以学问和道德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作者:阎守诚,阎宗临教授之子,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