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大学堂走出的山大人——山西大学校友故事》文集

一

阎宗临（1904的6月——1978年10月），字琮琳，又名已然，晚年自号铁牛老人。著名教授和历史学家。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一个中农家庭，生活虽不富裕，但勉强过得去。阎宗临从小喜欢读书，7岁入村中小学，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深得老师赏识。1924年中学毕业，携带老师乔松岩资助的十元独自去了北京。这个山乡里的穷孩子，从此走出了山村。

阎宗临来到北京，以第一名被录取至梁漱溟在曹州办的重华书院，虽有梁漱溟支付的食宿和杂费，但他的志趣在文学和史学，无奈返回北京继续学习。阎宗临和梁漱溟这段师生缘虽然短暂，但梁漱溟学问的博大精深，为人的善良宽厚，却在阎宗临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梁漱溟从此成为他终身敬重的老师。

阎宗临对鲁迅先生十分仰慕，非常希望能聆听先生的教诲。于是，在狂飙文人高长虹带领下拜访了鲁迅先生。据《鲁迅日记》的记载，这天是1925年2月8日。从此，阎宗临常去鲁迅那里。鲁迅对早期的狂飙社是十分关心支持的。当时一批进步的青年，经常聚集在鲁迅身边，讨论问题，交流心得。有一次，阎宗临就青年应该读什么书，请教鲁迅，鲁迅告诉他：“除线装书和印度书外，都可读。”后来又说：“我读中国书时总觉得能沉静下去，与实际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这些教诲，给阎宗临巨大的影响，是促成他赴法勤工俭学的重要因素。他到法国后，在一段时间内还和鲁迅有书信联系。鲁迅曾寄赠书籍给他（见《鲁迅日记》1926年8月10日）。

阎宗临在晚年回忆青年时代见到鲁迅这位文化巨人的情景和感受时，曾说：“鲁迅伟大的精神，有如一座高山，风雨吹荡它，云雾包围它，但是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

阎宗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1925年12月5日。阎宗临到法国后，先在巴黎一边学法文，一边打零工、散工，做过推土工、油漆工和锅炉工。1929年冬，注册进入瑞士弗里堡大学，学习欧洲古代、中世纪的文化和历史。阎宗临在渴求知识的强烈愿望驱使下，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吃尽了苦头，也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终于实现了继续学习的愿望。岱梧教授是著名的教育家，他认为，阎宗临是这个学校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学生，当他得知阎宗临刻苦求学的经历，深为同情和感动。从此，他对阎宗临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仅指导学习，在经济上也给予帮助。阎宗临通过硕士、博士学位以及到意大利、英国查阅资料的费用，都是由岱梧教授资助的。岱梧教授的关怀和帮助，使阎宗临得以顺利地完成了他在弗里堡大学的学业。

阎宗临在瑞士学习时，多次拜访罗曼·罗兰，还曾把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琪罗传》译成中文，罗兰为这个译本写了序言。阎宗临在青年时代有幸拜会鲁迅和罗兰这两位东西方的文化巨人，聆听他们的教诲，成为他们彼此敬重的见证人，这是很有意义的。

抗日战争爆发，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深感在民族遭受苦难的时候，祖国的命运远比个人的安危更重要，携新婚妻子匆匆回国，回到山西太原。阎宗临被聘为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很快日军占领太原，山西大学停办。阎宗临夫妇一起南下汉口。几经沧桑，他先后在广西大学、桂林师院、无锡国专等校任教，并积极参加文化方面的抗日救亡活动。应中山大学历史系之聘，讲授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希腊罗马专题等课。

1950年8月，应山西大学副校长赵宗复邀请，全家回到山西太原，回到山西大学工作。从此，一直都在山西大学（曾改名为山西师范学院）工作，曾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副教务长研究部主任等职，并当选为省政协委员、省人民代表及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二

阎宗临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世界文化史的研究、二是关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阎宗临是我国最早研究杜赫德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是具有开拓性的。

阎宗临是一位学风严谨的学者，他为了写作博士论文，曾7次前往罗马、梵蒂冈查阅图书馆及教会档案馆的有关材料。他有很好的语言知识，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日文和德文也都懂一点，因此他收集到大量珍贵的有关中西交通的资料。他发表的众多论文涉及罗马教廷与清政府的关系，传教士与康熙、雍正等清廷统治者的关系以及传教士在清初各地的活动等问题。阎宗临在传教证与中西交通方面所做的研究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如关于雍正三年（1725年）教皇本笃十三遣使来华一事，阎宗临写到：“可惜汉文资料甚少，中西文专著中，亦未提及。余在罗马传信部档案中，发现今所刊印之资料，心窃为喜，以后治清初中西交通或中外交涉史者，将有所依据。”阎宗临的论文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

再如《身见录》的发现。《身见录》是迄今所知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罗马国立图书馆有一份抄本，夹在《名理探》一书中，阎宗临发现后将其拍照带回，断句校注，在1941年《扫荡报·文史地》副刊52——53期上全文刊布，这是很有意义的。

阎宗临的发现是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的，这应该得益于他在欧洲的辛勤收集和丰富的语言知识，因而，能见到国外学者容易忽视，国内学者难以见到或者即使见到也难以读懂（如拉丁文）的资料。1998年出版的《阎宗临史学论文集》收入了这些论文及其博士论文的部分译稿，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给予高度评价。阎宗临在半个世纪以前的科研成果，其原创性和资料上的优势，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阎宗临在山西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和提倡对山西地方史的研究。他常说：“爱国先从爱家乡做起，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还懂得恭敬乡梓，社会主义时代的史学工作者不更应该爱自己的故乡吗？”他多次强调地方史研究和乡土教材建设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他亲自为《身见录》等古文献作了笺注，在山西地方史研究上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同时，也表达了他热爱故乡的拳拳之情。

三

阎宗临非常热爱教育事业，他一生只从事过一种职业——教师。从30岁在北京中法大学任教授以来，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的讲堂，当教师是他从小的愿望。他从事教育工作40多年，中间曾经有多次选择职业的机会，但他不慕虚荣，不图厚利，就是在生活最艰苦的战争年代，也自甘清贫和淡泊，坚持在教育岗位上。他对教育工作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非常赞赏一位西方教育家的话：“太阳下面最美好的职业是教师。”

1937年9月初，阎宗临从瑞士回到山西太原，当时的职业选择有两种：一是阎锡山正缺一个外文秘书；二是到山西大学任教，阎宗临选择了后者，到山西大学教书。

新中国成立后，阎宗临更是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地为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他对待教学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尽管他教学经验丰富，但每次讲课，都要重新准备，不断补充新的资料和研究进展情况。他曾对一位即将走上讲台的青年老师说：“一个老师登讲台，就像一个演员登舞台一样，一定要严肃认真，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切不可随心所欲。”他对学生的学习要求甚严，他教过的学生，现在有的已是著名的教授了，他们还记得说：“当年想在阎先生的课上混学分是办不到的。”

对于教学，阎宗临有自己的理解。1960年，长子守胜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任教，他马上写信鼓励儿子安心教学，并抄录了和希腊史学家普鲁塔克的一段话：“一个人的智慧，不是一个器具，有待老师去填满，而是一块可以燃烧的东西，有待教师去点燃。”1962年，阎宗临在山西大学开学典礼上做了题为《注重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讲话，重申了上述思想，他谆谆告诫大学生们，要胸怀大志，刻苦攻读，但不要死记硬背、贪多求全，要注重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不断扩大自己心智的结构与能量，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这些都是他多年教学的经验之谈。

阎宗临深明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一生律己甚严。他在学术上和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但他从不以名流自居，也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待人和蔼、宽容，对事正直、认真，衣着、生活都很简朴，言谈典雅而富有幽默感，因此，他不是以地位和声威而是以学问和道德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作者：阎守诚，阎宗临教授之子，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