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大学堂走出的山大人——山西大学校友故事》文集

从七岁上小学开始，我就没有离开过校园。大学毕业后，我进入高校工作，先是当教师，后来从事管理工作，再后来走上领导岗位，在校园里工作生活了44年。其中，在山西大学 11年的求学经历，是我人生中获益最多、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段时光，是我思想、工作、生活的底色和底气。

大学遇到先生

1989年秋，我进入山西大学哲学系学习。当时，系里搞教学改革，课序、课时做了重大调整，欧洲哲学史、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三大哲学史都安排两个学期的课程，讲得充足、学得过瘾。第一学期，就开设了欧洲哲学史课程，课任老师是张晋斌老师，我们感觉像听天书，他解释说，要先培养哲学意识，建立哲学思维，先“立其大者”。后来每到一所学校工作， 我都坚持突出专业核心课程，要求必须开足学时，把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讲深讲透，这与我刚入学的经历有直接关系。

大学时期，老师们上课比较随性，发的课本一律作为参考书，没有一个老师照本宣科。每位老师课前都做了充分准备，每堂课都是思想的盛宴，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课堂气氛也很民主，师生互动频繁，少不了思想碰撞的激情时刻。课余时间，老师们经常与学生在一起，谈人生、聊社会、谈政治、聊未来，学生有问，他们有答，很真诚，很坦率，从不隐瞒观点。大学的课堂无处不在，一些非正式的交流、提点，效果往往超越时空，升华专业知识， 影响学生一生。

毕业这么多年，我习惯成自然，凡有困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大学老师寻求帮助。好的老师能为你打开一扇窗，让你看到精彩的世界。有一段时间，工作遇到困境，我的导师乔瑞金教授推荐我阅读罗素的《幸福之路》，受益良多。罗素在书中说：“灵魂伟大的人，心胸开阔，任由宇宙之风自由激荡。他将认识到，某种意义上，一个人能看到多大的世界，他的自我就有多大。摆脱了被环境奴役的恐惧，他将感受到深刻的幸福，无论生活如何沧桑变化，他在内心深处永远是一个幸福的人。”

我的博士论文被乔老师前后修改了16次。他告诫我：做学问要用心，绝不能含糊。博士毕业后，行政事务缠身，乔老师经常鞭策我不要忘记读书。他建议我精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说读懂这四本书，对整个西方哲学史就会有一个大体的掌握。其实每门学科、每个时代都是这样，要花大力气去读懂有代表性的著作。

我很庆幸，大学时代遇到了一群优秀的老师。他们每个人都学问精深、兢兢业业、传道解惑。我能取得些许成绩，离不开老师们不间断的悉心栽培。

铁不需要镀金

哲学不是拿来装饰门面的，是要致知于行，拿来用的，要改变自己，改造世界，造福社会。2010年1月，我离开山西中医学院，到山西药科职业学院担任校长。当时，社会上对职业教育评价不高，职业院校招生困难，学生入学成绩很低，士气低迷，对前途缺少信心。

对大学领导而言，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不够，纠结的全是鸡毛蒜皮。对问题而言，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是把一个痛点解决到极致，越简单，越震撼。我首先从理念入手，作为解决问题的先手棋。

职业院校是另一种类型的高等教育，不能照搬本科的教育教学模式。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授业培能上，不必纠结于知识系统的完整性。要与企业深度合作，与企业一起培养企业需要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有了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 创造性就蕴含在技术知识的应用过程之中。不同于本科教学，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应该坚持“首岗适应、多岗迁移、生动活泼、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无缝结合、平滑迁移，教学安排要更加注重实践环节的系统性、连续性、完整性。2012年，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共获得集体和个人三个金奖，开创了山西职业教育的先河。

职业教育院校的学生，信心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我坚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我认为，铁是不需要镀金的，铁的努力方向是百炼成钢，而非不切实际地期望成为金子，更不能为了虚荣，给铁镀上一层好看的金粉。我逐渐明白，所谓人的天性，就是上苍给人的不同赐予。有人生来热烈如火、有人静水流深、有人淳厚如木。没有好与不好之分，只是质地不同，只要掌握合适的技能，放在合适的地方，都会焕发耀眼的光彩。有些人聪慧一些，有些人执着一些；有些人胆子大一点，有些人胆子小一点；有些人刚硬一些，有些人柔和一些。教育必须包容，耐心、精心、平等地把适合的教育，给适合的学生。我经常教育学生：接受平凡，拒绝平庸；相信未来，珍惜现在；健康工作，快乐生活，让自己发光，胜过埋怨一切黑暗。

医学需要温度

2014年3月，我离开太原，到长治医学院担任党委书记，重新回到了医学教育领域，重新回到了本科院校。我逐渐认识到，大学也好，学者也好，必须关注社会、服务区域、心怀群众。绝不能仅仅依靠抽象概念来思考中国问题，更不能依靠生活常识来进行政策判断，必须呼啸着奔向田野，在田野中形成各种机制性的认识，提炼出一般性机制，并因此具有结构性视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升学术分析的深度，提高政策实施的效度，为区域发展乃至民族复兴贡献学术力量。

2021年，一部反映2020年武汉抗疫的电影《中国医生》上映了，观众报以激动的热泪，我却没有一滴眼泪，我看到的、听到的要比电影丰富一百倍。人们习惯于在影视文学作品中讴歌，在现实中抨击。人们心目中的好医生应该是这样的：技术高超，医德高尚；随叫随到，百问不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任劳任怨，无私奉献；钢筋铁骨，不辞辛苦。总之，医生是神不是人，只能学历高，不能薪水高；只能技术好，不能犯错误；只能谈奉献，不能谈收入；只能多付出，不能有享受；只能有工作，不能有生活。高大上、形象化的“捧杀”， 对医生而言是一种伤害。

医学不是万能的，不能包治百病。医生的无奈在于，“有时是治愈，常常去安慰，总是去帮助”。中国的现状是，优质医疗资源供应不足，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看病难问题十分突出。基于这样的认知，医学院校要培养有温度的医生，也就是“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够得着”，沾泥带土、贴心贴肺的医生。2019年，我谋划了一个行动——“第一村医”，由附属医院的大夫和在校学生组成了覆盖长治市五个县区的医疗工作队，直接深入农村第一线，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为老百姓提供直接的医疗服务。

2021年11月，驻壶关县的“第一村医”发现了一位病人，他的名字叫栗聚勤，病情复杂，反反复复，卧床多年。经过精准诊断、精心治疗，他很快就康复出院了。我体会到，现代医学越是发展，越易形成天然的知识垄断，并无情地将大多数人，特别是乡村、农民排除在一个共同体系之外。栗聚勤就是一个代表，某种意义上，他仅仅是作为一个专业医生服务对象的患者而存在，他的痛苦、无奈、焦虑，都只是一个现象。垄断如何被打破？医患如何成为客观、真实、感性的共同体？需要关注的不是一个抽象的群体，而是生活在一个个村庄里的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医学和医院，既要心怀“国之大者”，也要关注“民之小者”，都要有正常的恒定的温度。说到底，医学和医疗都是促进健康的手段，不是目的。

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走过人生五十年，回头望去，山西大学始终在我的身体里，她已经化作我生命的养分，被我消化、吸收，持久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李华荣，哲学系1989级校友，长治医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