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大学堂走出的山大人——山西大学校友故事》文集

梁归智（1949—2019），著名红学家。祖籍山西，1975年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园林系，1978—1981年师从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姚奠中先生研习古典文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至山西大学中文系任教，1991年被评为教授，1992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9年调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年晋升为二级教授。其研究集中在中国古典小说、元曲和传统诗词创作等方面，成绩突出，开创了红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分支——“探佚学”，影响深广。出版过《红楼梦探佚》《红楼梦诗词韵语新赏》及以四大名著评批本为代表的学术文化研究著作三十多种。

梁归智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我的两位导师》，说的是因了《红楼梦》，他与姚奠中先生（1913—2013）、周汝昌先生（1918—2012）结下的师生情缘。为什么是《红楼梦》？这两位导师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梁归智（中）老师与1981级中文乙班的同学

1978年，梁归智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班，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而入学的第一届研究生，师从姚奠中先生。姚先生是章太炎创办苏州国学讲习会时收录的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届研究生，可谓章门的嫡派传人。梁归智入学前，其名字已在师生间传开，因为他答文学史题时，于每一道答案之后都附了一首彰显其才华的旧体诗，让人刮目相看。入学后，他又亲炙章门学风，领略了以小学（文字、训诂、音韵）和学术史为主的治学门径，研究能力获得了很大提高。

转眼就到了毕业论文的选题阶段。像许多人一样，究竟选一个怎样的题目才能施展自己的学术才华，也让梁归智颇费踌躇。起初，他想选在《庄子》那里，但姚先生说：“《庄子》太大了，恐怕你把握不了。”后来，他又想研究清代的戏曲家李玉，但读过《清忠谱》等作品后，又觉得李玉搞忠奸斗争， 属于社会派一脉，与他的气质不投缘。他倒是很早就读过《红楼梦》，甚至对里面的一个细节有些想法。第六十三回中，探春抽了一支杏花签，“注云：得此签者必得贵婿……众人笑道：‘……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他当时便想，说不定探春后来真的做了王妃呢。为了找到一些证据，他把真假合璧的程高本《红楼梦》翻了又翻，却一无所获。后来， 这个想法也被他忘到爪哇国了。

当毕业论文的选题遇到麻烦时，梁归智才重新想起探春是否做了王妃这一问题，便到图书馆翻了翻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一翻不要紧，一下子便发现了被程高本删去的探春放凤凰风筝的一段文字，由此也触动了他研究红学的兴趣。经过一番努力，他写出第一篇探佚文章：《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姚先生读过此文，很是赞赏；然而，当他想以《红楼梦》作为毕业论文选题，做进一步的拓展性探究时，姚先生却有些疑虑了。而这种疑虑实际上也与姚先生本人对《红楼梦》的成见脱不开干系。后来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成书，请姚先生作序，他劈头而来的第一句便是：“我不喜欢《红楼梦》，尽管它是中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名著。原因是和巴金同志的《家》《春》《秋》一样，老是那些家庭琐屑……读下去总觉得有点气闷。”

一般来说，导师不同意某一选题，做弟子的最好是赶快换题，否则，师生之间就无法同心协力，别别扭扭挺麻烦。但问题是，梁归智写出第一篇文章后，研究《红楼梦》正在兴头上，哪肯轻易改弦易辙？不久，他又写出第二篇文章《史湘云嫁贾宝玉说》，这一次他干脆绕过导师，径直把它寄给了周汝昌先生，请他赐教。周先生何许人也？他是以“考证”成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早在1953年，他就出版了一本近四十万言的《红楼梦新证》，好评如潮。聂绀弩读后更是兴奋，遂作诗相赠：“少年风骨仙乎仙，三国红楼掂复掂。不是周郎著《新证》，谁知历史有曹宣。”所谓曹宣也者，便是周先生考证出来的产物。因为据记载，曹雪芹的曾祖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曹寅，一个叫曹宜，曹宜字子猷。周先生觉得曹宜这名字怪异，便考证一番，得出其弟实名曹宣的结论。后来发现了康熙本《上元县志》的《曹玺传》，果然载明长子曹寅，次子曹宣。

梁归智研究《红楼梦》，自然是关注周先生的著作文章，更是服膺其研究路径。但他初出茅庐，又不熟悉周先生单位地址，结果稿子寄出后延误了两个月之久，才到达周先生手中。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周先生读过文章后立即回信，信中说：“见所论，不胜欣喜。我们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只要抱着探求真理的精神和志愿，应该这样努力研讨，无所‘畏惧’。”他把周先生的回信拿给姚先生看，“姚先生不仅不以为忤，而且哈哈大笑，首肯了我就循此路作毕业论文。”

现在看来，梁归智的这一做法以及它由此带来的“后果”，是颇耐人寻味的。当其时也，周先生既是红学家，名气又比姚先生大。当梁归智的论文选题在姚先生那里受挫遇阻之后，他不但没有见好就收，反而是索性甩开膀子继续与《红楼梦》较劲。而把文章寄给周先生，也大有借其名望和表扬向姚先生“施压”之嫌。这步棋走得既妙又险，大概也只有梁归智这种“不食人间烟火，不通世故，不懂人情，一股书呆子气”（刘毓庆在《忆归智》一文中的说法）的人才想得出，做得到。姚先生见此情景，本该心中郁郁不乐， 但他却一反常态，顺水推舟，既认可了周先生的看法，也答应了其弟子探佚《红楼梦》的请求。在这里，老一代学者的胸襟气度可敬可佩，新一代学者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又可赞可叹，实在是令人莞尔又拍案叫绝。

从此往后，梁归智每写出一篇探佚论文，就既送给姚先生看，也寄给周先生读，半年之内，他已写出二十多篇文章，不仅因此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而且很快有了《石头记探佚》一书的出版。梁归智后来在文章中说：“姚先生和周先生本来并不认识，由于我‘转益多师’的因缘，两位先生彼此赋诗唱和，互赠墨宝和著作，成了好友。姚先生有一首绝句赠周先生：‘证梦当年苦用心，雪芹异代得知音。读君佳句见怀抱，作育英才情意深。’说起来不好意思但也有自豪感，周、姚两先生‘作育’的‘英才’就是指的我呀。”

写到这里，我需要普及一个红学常识了：何谓“探佚”？

如今，我们在市面上见到的普及版《红楼梦》，大都是曹（雪芹）著高（鹗） 续的一百二十回版本。但实际上，曹雪芹原著的《红楼梦》不是一百二十回， 而是一百零八回（或一百一十回），八十回后的“后三十回”已基本写完，只是由于某种复杂的原因没有流传开来，而终于“佚”（遗失）了。因此，要弄明白八十回后原著的内容，就必须“探佚”。周先生说：“‘探佚’者，是研索《红楼梦》原著八十回后已然迷失的‘后半部’的内容情况的学科，已形成一门专学，其来源甚早，清代已有不少传闻记载，但立科命名，是我与梁归智教授的事。”

为什么是立科命名？原来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最初不叫“探佚”，而是标名为“考佚”。姚先生建议说，“考佚”不如“探佚”，“探”里面既有考证，也有分析和论述，涵盖性更强。而周先生一见这个书名，便文思泉涌， 不但为此书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序言，而且干脆在“探佚”后面加上了“学”，他说：“红学，在世界上已经公认为是一门足以和甲骨学、敦煌学鼎立的‘显学’；它还将发扬光大。但我敢说，红学（不是一般小说学）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对此，我深信不疑。”而自从有了《石头记探佚》和周先生这篇石破天惊的序言，红学研究便多出了一个“探佚学”的分支，梁归智也成为在红楼探佚方面贡献最大的学者之一。

梁归智与姚先生同在山西大学教书近二十年，又与周先生通信论学达三十二年之久，一个亲聆謦咳，一个墨缘情深。在姚、周二先生生前，梁归智分别著有《国学·诗韵·书情——姚奠中学术评传》和《红楼风雨梦中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对两位先生的学术成就做出了精当的评述。周先生过世之后，梁归智又出版了《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那201封信札既是红学界的珍贵史料，也见证了周、梁二人的师生情谊。

两位导师都为梁归智写过诗，后者也常有唱和之作。例如，周先生曾作《赠归智贤友》，起句便是：“姚公得意属梁生，三晋风流续六经。”而姚先生九十一岁那年（2004 年），亦作《重读周公归智诗有感》，诗云：“探佚穷年不是痴，明珠出海始人知。同声相应有周老，题赠情深两首诗。”这里面的赞誉都堪称红学佳话、学界美谈。如今，三位学者都已作古，我们追怀前贤，是不是可以从他们那里感受到一种失传已久的精神风范？

赵勇，中文系1981级校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