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来暑往，岁月流转。走在山西大学充满勃勃生机的校园里，不经意间总会看到和听到许多以“初民”命名的景与物，从初民广场、初民学院、初民讲坛到邓初民讲堂不一胜数。在跨越时空的对话中，山西大学以这样的方式存续着与这位学者的联系和记忆，正如当年邓初民——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校长，选择将自己最重要的一段人生紧紧的与山西大学联系在一起，为山西大学在新中国的高教事业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1948年12月，在党的周密安排和沿途护送下，当时身居香港的邓初民和一批著名民主人士乘船北上，顺利抵达北京，并饱含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成立的各项筹备工作中。

1949年4月21日和郭沫若、钱三强、王明大夫在捷克首都布拉格

众多事务缠身之时，他的任职去向也被各界关注。各方人士和多所高校纷纷向他发出邀请。当时，著名教育家、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7年之久的吴玉章亲自拜访，邀请他到华北大学（即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工作；负责接管复旦大学的潘震亚先生再三争取邓老考虑到复旦；林伯渠和董必武等人力邀他回故乡武汉大学。山西方面则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张友渔向邓老发出诚挚邀请，另一方面当时山西主要领导裴丽生等人又多次与他直接联系，恳请到山西工作。

以今日来看，无论是北京人大、上海复旦还是故乡武大，都可谓是相对较好的选择。但最终邓老经过认真考虑和权衡，选择了山西大学，他曾说“山西更需要人才，我应该为这里再做一些工作。”

邓老之所以选择山西，因为他与山西有着不解之缘。1919年至1925年，邓初民在山西大学工作。1920年和山西大学马鹤天等组织山西学术研究会，1922年创办《新党路》半月刊，1922年在山西大学《新共和》发表《山西政治之全盘观察》，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青年迈向革命道路。抗战初期，他又再次来到山西联阎抗日，宣传抗日主张。因此，1949年，当周恩来征求邓老到武汉大学还是山西大学任校长的意见时，他最终选择了与山西的再次结缘。1949年9月8日《光明日报》刊登新闻：华北人民政府九月八日任命邓初民为国立山西大学校长。1949年5月底，山西大学各学院及师生陆续从北平迁回太原。此时的山西大学百废待兴，面临着诸多发展问题。当时邓老身兼数职，且多为国家层面的重要工作：他要投身于正在紧张筹备、关乎国是的新政协会议；还担任着民革和民盟两个党派的领导职务；筹备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为中国史学会的成立纲领修改草案；参加高教部关于院系变更、体例制度设定等诸多工作；与此同时，他仍坚持着学术研究，正在筹备出版为新中国成立所作的几本著作。

已年过六旬的邓老尽管公务异常繁忙，但接管山大工作后，他立即筹谋学校的整体规划和发展目标，将其思路刊发于《光明日报》；与此同时，他又躬身力行，于细微处悉心处理山大事务。

就这样接连数月，他往返于山西大学的工作与其他国家要务中，他在日记中写到：“早起，把山西大学给我的关于恢复、改革、发展的各种材料拿来细看，准备黄丽泉来可以详谈。午后三时，赴中南海勤政厅第一会议室开第三小组会，六时半散会，晚七时赴总东布胡同二十四号参加救国会例会。”“早十时到中南海开共同纲领组会，晚约山大黄丽泉、张伯昌、郑文华、刘君旭、张静山等谈山大问题，主要为山大组织规模、院系情况，尽早开课，招收新生，草拟预算诸问题。”面对师生的期待，邓老在出席山西大学留平同人茶会时勉励大家：“一、山大已被政府当局重视，前途很有希望；二、需要内部团结共同努力；三，要事实求是；四，要能适应环境，改造自己，要负责。”邓老对山大的发展运筹帷幄，擘画在胸。他协调有方，眼光笃定，以其在学界、教育界、政界的影响为山西大学奔走呼吁，他多次与钱俊瑞、张友渔、张宗麟等人商讨山西大学的资金、人才及专业事宜，亲自解决山大的资金问题，还亲临北平招生处关心招生情况，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使山西大学规模初具。1949年10月，时任高教会秘书长的张宗麟看望邓老时高兴地说，此时“山大人才两旺，新生有四五百人，器材近四十亿”。山西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49年9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委任“邓初民为国立山西大学校长”。此时的邓初民正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然而，邓老在新政协会议期间突然病倒，周恩来总理立即安排上海的专家为其诊疗。其实，在1947年到香港后，他的身体就已出现问题，不曾想这次病情愈发严重。在京治疗期间，邓老仍心系山大，为山西大学在京协调关系，争取经费，延揽人才，尽心竭力，直到1952年4月身体状况好转后才来并到任。

1957年6月，开人大会在怀仁堂后花园休息时。邓初民校长与徐特立先生（上海新闻报记者摄）

作为一名教育家，他精准定位山西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方向，准确把握思想引领在高等教育和育人实践中的核心地位，涵养大学精神。他深知，学校每个环节的扎实工作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基础。身体稍有好转后，邓老便来校工作。每次校务会议他都亲临会场、主持会议。每遇一些专业课程调整、住房调配、设施修葺等有分岐争议的问题，他都能充分听取与会者的意见，集思广议，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师资队伍是学校发展的基石，也是山西大学最为迫切解决的问题。“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由于山西地处偏远，生活条件差，很难吸引和留住人才。对此，邓老握发吐哺、不辞劳苦，以真诚之心、恳切之情，建立了一支在当时全国颇有影响的人才队伍，奠定了新山西大学的发展根基。

为了诚邀费振东先生（费孝通的大哥），邓老多次到他的住处拜访，真诚交谈，深入交流，表达了欢迎他来山大的殷切期盼，费先生被邓老求贤若渴的真诚所打动，同意出任山大财经学院工商管理系教授并兼工商管理系主任。曾策动傅作义起义投诚的杜任之，当时任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政治系主任，邓老多次与他恳谈，最终杜任之回到山西，出任山西大学财经学院院长。他还与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世英等领导商议，先由山西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文教厅厅长赵宗复担任师范学院院长。此外，邓老凭借他在学界的学识和威望，延揽了朱景梓、陈迩冬、梁园冬、严德浩、程高楣、吴煌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入职山西大学，为诸多传统学科及新兴学科的发展储备了人才队伍。多年后，这些教授仍念念不忘邓校长对他们学术和生活的悉心关照，对老校长的真挚情感溢于言表。

当时，也有很多旧友向他推荐人选，但邓老却并非来者不拒、一概录用。他深知，人才队伍关乎学校发展前景，丝毫马虎不得。他说：我们山大竭诚欢迎思想进步、学识优良的专家、知名教授来参加这项文化建设工作，但绝不能降低人才标准。

在山大期间，邓老以他深厚的学识引导师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作用。他时常教导学生：“政治思想水平是保证各项任务的首要环节，高度的政治思想水平在我们干部中的作用，是在促使我们懂得工作的目的和重要意义。”邓校长的每一次讲课，都挤满了热情的老师和学生。他为师生讲时势、讲政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党史、讲知识分子改造。他亲切慈祥的面容，谦逊儒雅的学者的风范，以及充满感染力的讲话，深深地影响和打动着山大的师生们。每念于此，师生们感怀颇深。

邓老调回北京后，依然牵挂着山西的教育事业，关心着山西大学的发展。他仍为山大师生介绍学术资源、为山大的对外交流搭建桥梁，为山大的人才培养创造条件，那份嵌入血脉的情感，在时光的流淌和温润中，愈发熠熠生辉。

70多年过去了，邓校长的师者风范、学养情怀和精神财富在一代又一代的山大人中流传，深深地印刻在了山西大学的历史底色中。邓老不仅把对事业的真诚，对山西大学的情怀留在了这里，也把他治学严谨的态度和宝贵的学术资源留在了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