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商务印书馆出版行龙教授著《山大往事》

一所学校的校庆日，犹如一个人的生日，都有她确切的年、月、日。山西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其“身世之谜”不得不考。

校庆日的考订采取由近及远的回溯办法可能最为便利。

1992年山西大学90周年校庆时，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曾出版《群星璀璨话摇篮》一书，内载马兆丰先生《怀念师友忆往事，几度校庆见兴衰》一文。据马老回忆，他曾亲身经历过三次校庆，一为1947年5月举行的45周年校庆；一为1982年10月举行的80周年校庆；一为1992年9月举行的90周年校庆。后两次校庆笔者都曾有幸作为山西大学的一员参与，其规模盛况，各种大型活动，至今记忆犹新，唯庆典活动的标志——由省府官员及各方来宾参加的大会，90周年在9月10日，80周年则在10月26日。9月10日为国家规定的教师节，校庆日与教师节同庆尚可理解，10月26日则不得其解。

值得注意的是，45周年校庆在5月举行，征询马老，知确切日期在5月1日。此次校庆在老校址侯家巷举行，“校庆十分简陋，连个会标都没有，只是举行了一个报告会，参加师生稀稀疏疏，没有什么庆祝气氛”（见马兆丰文）。但5月1日却是“身世之谜”的一个重要日期。

查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编《国立山西大学一览》后附《国立山西大学三十六学年度学校历》，其“说明”中明确记曰：“五月一日，校庆纪念放假。”同年，由国立山西大学文学院、法学院合编的《山大学报·创刊号》也于5月1日出版。校长徐士瑚在“创刊词”中写道：本学报“能于五月一日，本校四十五周年校庆纪念日出刊，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清末山西大学堂全景图

将5月1日作为山西大学校庆日，在山大校史上可能是沿用最长的一个日期。查1943年创刊的《国立山西大学校刊》，直至1947年，每年校庆该刊均有庆祝活动的记载。其中42周年时在全校师生参加的庆祝大会上，教务长严开元、法学院院长张之杰、训导长薛耀庭、经济系主任侯锦钹等均发表讲演（行按：校长徐士瑚因赴克难坡未在校）。其中侯锦钹的讲演，不仅将山西大学与北京大学比较而论，而且颇为推崇1922年以前“外人办理”时期的山西大学：

山大是仅次于北大而为全国最早的第二个学校，但北大前身只是译学馆，论课程完备、灌输欧美文化最早的学校，还是以山大为第一。山大之始，创办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李提摩太之手，当时欲以欧西文化解救我们的一些缺点，但其弊在欧化过深，矫枉过正，后来也同时注重我国文化，遂又有进步。首次由李氏选派留洋的学生，毕业归国多在本校授课，大半成一时学术精深的名士，所以在民国十一年以前，就是外人办理的时期，本校是颇负声誉的。

北大自有北大的优势，山大也有自己的长处，当然不好简单地比附。但侯锦钹先生这番“气壮如牛”的话，恐怕今日吾等晚辈就难以出口了。

再往后溯。查5月1日作为校庆日，至迟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即已确定。1930年5月1日《山西日报》载：“山西大学校王录勋校长，以今日为该校成立28周年纪念日，特于昨日牌示放假一日，以表庆祝，其牌示云：‘查本年5月1日为本校成立28周年纪念日，照章放假一日，以示庆祝，而志不忘，仰各科诸生一体知照，此布。’云云。”按王录勋校长牌示“照章放假一日”，则确定5月1日作为校庆日当还在此前，惜现有资料已无从稽考。

山西大学堂中斋教室

山西大学堂西斋

另一种代表性说法是，将6月26日作为校庆日。老校长徐士瑚在《李提摩太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载《山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一文中即持此说。其实，1902年6月26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是西斋正式开学上课的日期，此时山西大学堂已宣告成立。

问题是，为什么至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将5月1日作为校庆日？查遍有关山西大学现有校史资料，对此没有任何明确记载，笔者在此做一大胆推测：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二（1902年6月7日），《中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合同》二十三条（以下简称《二十三条》）由巡抚衙门盖印，中方代表山西布政使吴廷斌、山西大学堂总理谷如墉等，外国代表上海广学会总办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总教习敦崇礼，双方在太原府签字。从此，经过一年多的交涉，双方终于在此日就李提摩太筹办之中西大学堂“归入山西大学堂办理”，同时成立中斋、西斋达成一致协议，随后才有6月26日的西斋开学典礼。时人或据朔望月取农历每月初一为朔日，遂定五月初一为校庆日。又，民国以后阴历改阳历，民间仍是“阳阴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又将阴历五月初一沿用为阳历5月1日，或者干脆懒得去改，径直以阳历5月1日作为校庆日。以此“蛛丝马迹”推测延续数十年的校庆日，不禁惶然。确否，尚待史料的发现和高明指正。

山西大学堂创办人岑春煊

那么，究竟山西大学的校庆日为何月何日？吾意应在1902年5月8日。

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下诏复命“除京师大学堂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光绪朝东华录》卷169）。翌年正月，山西巡抚岑春煊向朝廷上奏《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暂行试办章程》共六条，其中第二条“建学舍”云：

省城旧有晋阳、令德两书院，令德逼近衙署，局势偏狭，晋阳在城东南隅，旁多隙地，现已就晋阳基址，派员详加勘估需用工料银两，就地实无从筹划，应请恩准作正开销。惟学堂工竣需时，刻下所调各属生徒陆续至省，未便令其久候，拟先借贡院略加修葺，即于四月初一开办。俟学堂落成，再令迁入。

岑巡抚此折上奏后，光绪帝朱批曰：“选举一条，著管学大臣议奏，余著照所拟办理。”（《清实录·德宗实录》卷498）如此，岑春煊委派山西候补道姚文栋为督办、谷如墉为总理、高燮增为总教习，以文瀛湖南乡试贡院为临时校址，于四月初一如期开学。

文瀛湖畔乡试贡院

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一为阳历1902年5月8日。5月8日应是山西大学校庆日。

话分两头。3月30日，李提摩太、敦崇礼、新常富一行由上海出发，途经北京、塘沽、正定、怀鹿、平定等地，辗转整整一个月时间于4月30日到达太原。时，山西大学堂已遵旨准备开学上课，双方又经一个多月的磋商讨论，终于达成在大学堂分设中斋、西斋的最后协议，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遂于6月26日开学。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