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商务印书馆出版行龙教授著《山大往事》

坊间流行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之类的著作，大多将中国大学的历史追溯至“三代之学”，或从西周“大学”谈起，或从汉代“太学”算起，即使像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北京大学的校史，像冯友兰这样的硕学鸿儒也强调：“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代的太学算起。”最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各大学纷纷举行校庆，大多将历史尽量往前追溯，甚至有些不惜“改头换面”或“偷梁换柱”。此种现象实是国人“民族自尊”情结的显露：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居然只有百年的“大学史”，实在说不过去呀。

此种建构“悠久历史”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无限地扩张却不值得提倡。因为中国古代的“大学”或“太学”，与“university”存在巨大差异，中国近代新式大学的建立和大学制度的确立，实在是地道的舶来品（参见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版）。近代中国一些新式大学的成立，与前已存在的书院倒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继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之后于1902年成立的山西大学堂，最初就是由此前设在太原的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合并而成。

“晋阳书院建自前明”。明嘉靖年间，山西按察使副使利用巡抚衙门旧址，增建号舍，筑三贤堂，祀奉讲学河汾、生长于河汾的三位先贤——王通、司马光、薛瑄，以此作为士子学习的榜样，并挂起“河汾书院”的牌匾。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时任山西巡抚魏允贞在太原府沿西南右所街，又将三贤堂扩大为三立祠，祠奉明贤55人，每年按规定日期和仪式致祭。三立书院由此确立。

三立书院最初办得很有成效。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庚子科乡试时，学员考中举人者多达50余人。崇祯初年，时任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从考生中择录优等生250人进入三立书院，并将三立祠名臣、乡贤续增至71人，袁为其各著一传，传后加以“袁临侯曰”的评语，名其书为《三立祠传》。

袁继咸，字季通，号临侯，江西宜春人。办事公正，热心教育。他主持三立书院后，与士子互相讨论，朝夕劝课，生活上蔬食菜羹，与士子一致。袁氏不带家眷，节余薪俸，全数补助寒苦士子。士子得病，亲自慰问，并出医药费用，深得三立书院士子之拥戴。崇祯九年（1636年）当袁氏遭诬陷被逮进京后，以傅山、薛宗周为首的山西百余青年徒步上京，为袁鸣冤，使袁案得以平反，此为有名的“伏阙讼冤”。崇祯十六年（1643年），时任山西巡抚蔡懋德又对三立书院进行整顿，其中两大措施最为著名：一为聘请知州魏权中、举人韩霖、桑拱阳及傅山来院讲学；二为每月三集，集中讲学。初集讲圣谕，由地方绅士和乡老参加；再集讲经济，举凡国家大政、地方利害均在讨论之列，从政人员必须参加；三集讲制举，科举应试的士子参加。

明清之际十余年兵荒马乱，山西属于重灾区，三立书院也受到一定冲击。顺治十七年（1660年），山西巡抚白汝梅鉴于三立祠地势湫隘，又经兵燹，遂在府城东南侯家巷购地，另建三立祠。此次重建的三立书院总面积大为扩展，共花费白银2130余两。雍正十一年（1733年），三立书院正式改名“晋阳书院”。重建后的晋阳书院旧址即在现今的太原市公安局院内。自顺治十八年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661—1901年）240年间，晋阳书院一直设在侯家巷。1902年成立山西大学堂，大学堂总教习兼中学专斋总理谷如墉，即为晋阳书院最后一任山长，晋阳书院的学生也全部进入山西大学堂。

令德堂创办人张之洞

令德堂书院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