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商务印书馆出版行龙教授著《山大往事》

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的一批新式大学，至抗日战争前30多年间大多取得了相当成就，可以说近代新型高等教育的体制已在中国形成。不幸的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高等教育戛然而止，“灭顶之灾”骤然降临。幸运的是，具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起抗争。平津三所著名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徒步三千，流亡万里”，在昆明合并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已为人们所熟知。而黄土高原上山西大学漂泊无定最终复课的历史却鲜为人知。炮火声中作弦歌，历史不该忘记这段艰苦创业的岁月。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初，日本侵略者不断袭击同蒲路北段及省城太原，山西省政府命令山西大学及省城各大专学校迁往晋南。山西大学所属法学院迁平遥，文学院迁运城，校部及理工两院迁临汾。因战事吃紧，至9月中旬各院系虽陆续开学上课，但到校学生尚不足半数。11月8日，太原沦陷，省府下令大专院校暂时停办，所有文书、图书、仪器等移交当地政府保管。1938年春，晋南各县相继沦陷，一切文件图书仪器遗失一空，全校师生数百人流散四方。校长王录勋先至汉口，后转香港，终到北平。法学院院长张嘉琳、文学院院长张籁等回到太原。工学院院长王宪、土木系主任兰锡魁、采矿系主任常克勋、教授赵宜斋等人则到了重庆。1902年成立，至此已有35年历史的山西大学在侵略者炮火的袭击下被迫停办。

1939年年底，山西大学在停顿两年后复课，其中经过了颇多周折。先是1939年初夏，时任第二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的梁化之前去重庆出差，前山大工学院院长王宪、教授常克勋、兰锡魁等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提出恢复山西大学的建议并得到赞同。梁化之将此消息立即电告阎锡山。阎锡山认为山大复校由王宪等人负责，恐日后难以控制，遂于8月1日在《阵中日报》刊出成立山西大学复课筹备委员会及省政府通过的简章十一条。内称“为抗战期间继续推进人才教育起见”，特设复课筹委会负责恢复山西大学的具体事宜，意在阻止王宪等人的复校活动。

抗战期间迁徙图

其实，后来主持复校的徐士瑚对此早有认识。徐氏在1936年5月从欧洲留学回省后，曾给阎锡山当过两个月的英文秘书，后徐氏“弃官从文”，到山西大学文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此事使阎颇为不悦。1937年11月山大解散后，徐氏两次到临汾面见阎锡山，提出合并山大院系，暂迁陕西续办的建议。阎锡山非但没有接受徐氏建议，反而让徐氏到正在筹办的非正规大学——民族革命大学教务处工作，徐氏此次又不留情面地去了陕西城固西北联合大学，应当说，阎徐之间已有相当隔阂。

徐士瑚毕竟是一个文化人。《阵中日报》关于山西大学复校的消息刊出后，时任阎锡山长官部少将参事的五台同乡方闻及建设厅参事徐士琪，立刻将消息电告徐士瑚，促其北上宜川县秋林镇（行按：时为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及山西省政府驻地），进行联系恢复山大的工作。徐氏认为机会已到，便到秋林面见阎锡山，结果是将近一个月也未得到阎的明确表态，无奈之下又“败兴而去”。8月底，徐士瑚回到城固，百余名来考取国立大专院校的晋籍高中毕业生，纷纷要求他电请省府设法解决“上学无门，生活无着”的问题。也许是学生们的真情打动了这位文化人，他在对阎锡山及复校事“不抱任何幻想”的心绪下，分电阎锡山及省主席赵戴文，再次呼吁恢复山西大学。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9月中旬，山西省政府给徐士瑚汇款15000元，电令其招新生、请教授、购图书、买仪器，尽快恢复山西大学。

徐士瑚接到省府电令后，便很快投入复校工作。他首先从自己供职的西北联合大学聘请王燕生为社会学教授，郑文华为物理教授，杨峻山为法律教授，康石庵为机械教授，薄兰萃、窦子锦为助教，又从国立七中调用职员8人。9月底，经过入学考试，录取百余人为一年级新生。10月底，全体师生员工到达三原县城。本来，省府命令北上宜川县秋林镇开学上课，因前方军情突然紧张，乃改令师生在三原就地觅处上课。徐士瑚又通过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捷三，借得三原南城原三原女中全部校舍，作为办公、上课的场所，及文、法两院的学生宿舍，后又租到山西街一大货栈作为工学院学生食宿之地。同时，又从各地聘请了朱启寰、庞廷璋、陈超、郭丕文、郝逢绣、邢润雨等为各科正副教授，并在西安、汉中等地购置大批中外文教本、图书和仪器。1939年12月23日（行按：徐士瑚后来的回忆文章为12月初，恐有误），停顿两年的山西大学又正式开学上课。

开课不久，省府关于山西大学编制与人事的命令下达三原：阎锡山兼校长，冯纶为校务主任，下设教务、训育、总务、文书、会计、图书学科，徐士瑚被委任为英文系主任，对于设置何种院系并未说明。徐氏认为此种编制不符合部颁组织法，再次北上秋林面见阎锡山，提出改制意见。在教育厅的主持下，徐氏建议被阎采纳。改组后的山西大学设工学、法学、文学三院，机电、土木、法律、经济、历史、英文六系及训导、教务、总务三处，徐士瑚被任命为教务长。此种编制奠定了日后山大发展的基础。

三原复课是在山西大学停顿两年、条件极为艰苦的战火岁月中实现的。难能可贵的是，从四面八方集结起来的山大师生，以维护中华文化为志，艰苦创业，吃苦耐劳，深思苦读，“故复校不数月，而声誉激增，一跃而为西北学术之中心”。1940年5月15日，《阵中日报》发表文章，一面历数山大经费之困难，一面赞扬师生之苦学精神：

图书增购，限于经费，颇感困难。每年经费，除教授职工薪金、学生贷金外，没什么余款。山大经费短少，在全国各公立大学中比较，当数第一。

该校招生，大都服务抗战甚久，又因学校设在战区，故深思苦学，具有踏实求学的作风。自由研究学术风气极深，各种功课除四五种印刷讲义外，余均作笔记。办公厅、教室、宿舍都是租佃民房，大的教室有一个，可容纳五六十人，小的有四个，每室可容十来人。斗室讲学，颇有绛帐遗风。

三原复课在山西大学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使这所最早成立的国立大学得以薪火相传，而且此种环境中孕育的吃苦耐劳、精研苦学的精神成为山西大学日后发展的推动力。20世纪40年代后，12月23日被校方规定为三原复课纪念日，照例全校放假一日，并举行各种纪念会及文体活动，以示纪念。1948年，时任校长徐士瑚在此日举行的三原复课纪念会上，追溯三原复校以来之悲壮史并特别强调三原复校之意义：

学校在此八年的漂泊无定中，其所以能冲破无数次的难关，渡过无数次的艰苦，而有今日的收获者，是皆由我全体师生在抗战期间获来一种大无畏吃苦耐劳、精研苦学的精神，与奋斗的毅力所致。今天我们纪念复课，也就是要把这种精神与毅力继续保持下来，并且要使他扩而大之，使我们山西的思想、学术，与人才一天比一天的更为发达起来，才不失为我们今天纪念复课的意义。

陕西三原校址

1948年12月23日徐士瑚校长在三原复课纪念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