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商务印书馆出版行龙教授著《山大往事》

山西大学堂与“令德堂书院”也有历史渊源。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继任山西巡抚，针对山西“士气衰微而废其学”“此时唯苦人才不足”的情况，到任伊始，即与学使王学庄商议，并会衔入奏，请于太原府署西偏明代晋藩宝贤堂旧址别建精庐，仿阮元学海堂诂经精舍例，设“令德堂书院”。后因王学庄丁忧去官，张之洞又与新任学使吕凤岐悉心规划，在桥头街（今太原市人民公园）觅屋开办。令德堂课士，仍为传统书院规制，其延聘的山长、分校都是对经史古学造诣颇深的儒生，如主讲王轩（洪洞人）为同治壬戌进士，幼治三礼，习许氏《说文》，于地理学、金石考订颇有成就；协讲杨笃（乡宁人）为同治甲子举人，精三礼，尤专训诂。王、杨均为光绪《山西通志》的主要纂修人；协讲杨深秀（闻喜人）为光绪丁丑进士，治朴学，为后来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1884年，张之洞饬冀宁道详议令德堂章程六条四十二目（载光绪《晋政辑要》卷23，《礼制·学校六》），举凡延请主讲，编立功课，修缮杂支，书籍购置，课卷日记，监院教谕，书役斋夫，巡更杂役，均一一议立章程，“以期历久可行”。令德堂学生最初仅30人，后陆续增至70人，“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据载，1885年乙酉乡试，有文能运用许慎《说文》及史学辞章具有根底者皆属令德堂肄业生。值得提起的是，戊戌维新高潮期间，令德堂肄业生增至120人，院长屠仁守进行教学改制，添设经济课四门——政治时务、农功物产、地理兵事、天算博艺，令学生任选一门，广览众参。令德堂的与时俱进，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求。

山西大学堂首任督办沈敦和题写的校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外籍教士安怀珍、刘博第等强占令德堂为临时教堂，令德堂于是停办，其肄业生后来一律转入新设立的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最初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多承袭令德堂旧制，而山西大学堂创办人之一的谷如墉及教师田应璜、张友桐、董化时等都是令德堂早年的毕业生。

清末书院改学堂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潮流，山西大学堂就是在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的基础上创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