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商务印书馆出版行龙教授著《山大往事》

李提摩太自1870年来到中国，直至1916年辞别中国，在华传教整整45年。他的一个梦想就是在当时中国的十八个行省各建一所大学，这个梦想在山西大学堂最终得以实现，而实现这个梦想的路途又是那样的艰难曲折。

1845年，李提摩太出生于威尔士一个名叫法尔德普林（Faldybrenin)的小村庄，受家庭的影响，李提摩太10余岁便开始信奉浸礼教。1869年春天，浸礼会批准了他前往中国传教的申请。11月17日，搭乘“亚克利”号轮船从利物浦出发，李提摩太开始了他的东方之旅。1870年2月12日，李提摩太经过近三个月的海上航行抵达上海，随后被派往山东烟台传教。从此，李提摩太“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精力和毅力学习中文”，改穿中国服饰，甚至“削了头发，做上了一条假辫子”。在山东传教的过程中，他还去过宁海、济南、青州、天津、直隶、山西各地，甚至较为遥远的满洲。他经历了“海上惊魂”“途中中暑”“遭遇劫匪”种种“奇景怪事”，结识了中国各地的民众及各类宗教徒。1875年，他还第一次接触到时在烟台准备签署中英《烟台条约》的江苏总督李鸿章。

山西大学堂创办人李提摩太

少年时代的李提摩太

24岁的李提摩太

40岁的李提摩太

60岁的李提摩太

光绪二年（1876年），华北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旱情最为严重的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处处“薄收”，甚至“寸草不收”，许多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时在山东传教的李提摩太多方筹集款项，发放救济，向地方政府献策救灾，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救灾活动。当他得知山西的灾情比山东还要严重的消息后，毅然答应上海赈灾委员会的请求，决定到山西进行救灾工作。就是在这场“耗户口累百万而无从稽，旷田畴及十年而未尽辟”（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语）的大旱灾来临之际，李提摩太走进了山西，从此与山西结下不解之缘。

1877年11月，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季，李提摩太带着直隶总督李鸿章给他的一张特别通行证，骑着骡子来到山西首府太原。顾不得一路辛苦跋涉，他首先去拜会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以便让他清楚地理解我来山西的原因”。然而，曾国荃认为他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灾荒期间更容易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因此显得“非常生气”。无奈之下，1878年1月28日，正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二，李提摩太骑着一匹骡子，从太原出发前往受灾严重的山西南部“以考察灾荒的严重程度”。太原往南，榆次、太谷、平遥、介休、洪洞、临汾，直到最南部的蒲州，一路的惨不忍睹，一路的隐忍揪心，十四天后李提摩太回到太原府。他一面将了解到的“山西可怕的灾情”写信寄往伦敦及上海等地的宗教团体，以求多方募集款项，一面向巡抚曾国荃提出包括修筑铁路等三条救灾措施。这段时间，李提摩太像成千上万嗷嗷待哺的灾民一样，也在急切地等待着救灾款项和物资的到来。

1878年秋季，从伦敦筹集的款项终于通过电汇到了上海。然而，由于中国尚无电报，只能通过船只运输银子。当时的银锭一块50两，一箱可装一千或两千两。为安全起见，李提摩太又通过李鸿章特别派遣一队军士，押运20万两银子到太原。这批银两对灾情严重的山西真是雪中送炭，李提摩太对此十分珍惜，他对发放的地区和具体工作都做了精心准备。在之前亲身考察的基础上，他选择了灾情最为严重的平阳府，寒风凛冽的冬季，他在平阳府待了四个月时间从事赈灾工作。为了杜绝地方官员劣绅的私吞克扣，他决定直接把银子发放到每个家庭。发放之前的几天时间里，他们又雇用当地的一些铁匠燃起炉火，将每块50两的银锭再切割成更小块的银锭，以便相对均等地直接发放给灾民。长期的内心煎熬和劳累，使李提摩太染上痢疾病倒了，他“不得不被人们用担架抬到了平阳府”。山西民众对李提摩太“心怀感激”，李提摩太讲道：他们曾派代表到我的住处索要我的照片，以便“供奉在他们的神庙里，永远感念我们的恩情”。之前对李提摩太的到来“非常生气”的山西巡抚曾国荃，特地给李提摩太“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词的信”，代表山西千千万万的民众对他表示感谢（见李提摩太著，李宪堂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124页）。

赈灾工作结束之后，李提摩太继续留在山西从事传教活动，他开始思考导致灾荒及民众如此贫困的原因。他在太原“买了一座三进院落的大宅第”，花费将近一千英镑用于购买科学仪器和书籍，什么望远镜、显微镜、分光镜、手动发电机、电流表、电压表、幻灯机、照相机等科学器材，什么天文学、电学、地理学、自然史、工程学、机械学、医药学、百科全书等各类书籍，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他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们做一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就可以为他们的同胞谋取福利，就可以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以免饥荒再度发生，将民众从赤贫中解救出来。传教演讲的同时，李提摩太始终将兴办教育挂在心头，他不断地向各级政府官员和伦敦的浸礼会建议“在每个省的首府建立一所学校”，可谓念兹在兹，努力以赴。

1900年，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轰动中外的义和团运动为李提摩太实现梦想提供了契机。是年夏季，义和团轰然起于山东，8月14日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慌乱中携光绪皇帝出逃，一面下谕各地“痛剿拳匪”，一面电诏李鸿章任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这个时候想到了最有影响的外国人士，也就是他的老相识李提摩太，他邀请在上海的李提摩太北上，要他协助处理山西教案的善后事宜。李提摩太坦言：“因为在山西生活了很多年，在赈灾过程中又为当地官民所熟知，我被选中与全权大臣协商处理此事。”李提摩太于1901年5月14日由沪抵京，月底向李鸿章提交《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其中第三条提出：从赔款中拿出50万两白银，每年5万两，以10年为期，用来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当这个建议获得李鸿章的肯定后，李提摩太便兴奋地投入到建校的筹办工作中。

1901年7月9日，李提摩太派出耶稣教教士叶守真、敦崇礼、苏慧廉等8人，由清兵护送到达太原，商谈“开办中西大学堂”及其他善后事宜，不料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却以山西“民穷财尽”提出异议，开办大学堂一事未能达成一致。11月，洋务局候补知县周之骧赴上海与李提摩太签订《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以下简称《八条》），李提摩太心目中的山西大学堂就这样成立了，在他的心目中，山西大学堂创立的时间就是1901年！

在现存美国耶鲁大学李提摩太的卷宗中，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份1902年7月10日李提摩太写给伦敦浸礼会传教会总干事贝尼斯（Baynes)的亲笔信，此信的内容无非是汇报已经成立山西大学堂，李鸿章支持他翻译统一的教科书云云。让笔者感到眼睛一亮的是，在这封已经印制好的信纸抬头，明确地标示着山西大学堂创办于1901年，总办公室设在上海江西路41号，大学堂的主持者为山西巡抚（行按：注意并没有署名）和李提摩太牧师。实在是令人感慨，为了实现自己“在中国十八行省每个省的首府设立一所大学”的梦想，李提摩太牧师是那样的投入，甚至有点急不可待了。

让李提摩太意想不到的是，周之骧与他签订的《八条》并没有落到实处。1901年9月，清政府下诏“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山西巡抚岑春煊关于设立山西大学堂的奏折得到光绪皇帝朱批后，山西大学堂即于1902年5月8日如期开学。3月底，李提摩太一行自上海出发，于4月底到达太原，再经过一轮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中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合同》的二十三条，西学专斋也在6月26日正式开学，李提摩太实现了在山西建立大学的梦想。离开太原准备南下上海之际，他显得非常开心。他的同事，后来曾任西学专斋第三任总教习的苏慧廉记述道：

当天下午，巡抚邀请省城官绅来参加为李提摩太举行的告别宴会。在宴会接近尾声时，李提摩太起身致辞，对巡抚的热心表示感谢，并对山西能有这样一位好巡抚表示祝贺，因为巡抚在任期间着手推行了山西省前所未有的两项伟业：一是创办了一所近代大学，以便与其他国家在教育方面齐头并进；一是开始修建一条铁路，山西人民将会从这条铁路获益匪浅。说到这里，巡抚打断了李提摩太的话，他起身高声说道：“不！不！这两项伟业应当归功于你。若你不在山西，它们将无法得以实行。”这样，李提摩太早期对山西抱有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苏慧廉著，山西大学外语学院本书翻译组译《李提摩太传》，香港世华天地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

李提摩太写给伦敦浸礼会传教会总干事贝尼斯的亲笔信

南下上海后，李提摩太即在沪成立山西大学堂译书院。1908年，李提摩太重访太原，又一次受到热烈的欢迎。时任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行按：1911年梁曾撰写《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始末记》，碑存侯家巷大学堂旧址）召集省城大中专院校2000多名学生，会聚一堂，向李提摩太一行致意。1910年11月13日，在《二十三条》尚未届满之时，李提摩太在太原将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的管理权移交给地方政府，并且“举行了交接仪式”。在他的回忆录中，李提摩太坦然地讲道：“考虑到现代教育已在山西深深扎下了根，永远不会被人拔除了，我想向政府官员和学生们表明，我不打算将学校的控制权掌握到最后一分钟——十年合同期到1911年春天结束。于是我决定立即将学校管理权移交给中国政府。11月13日，举行了交接仪式。”

从1902年6月7日签订《二十三条》，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到1910年11月13日西学专斋的顺利移交，李提摩太实现了他在中国建立大学的梦想，他的心情是欢乐的。而山西人“那种普遍的欢乐和感激之情”也是超乎李提摩太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