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山西大学110周年校庆时制作了一枚纪念币，虽然只是个铜质硬币，铸工也算不上多么精良，然而，它存储着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信息，成为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对我来说，其价值远高于那些真金白银纪念币，所以一直把它当成传家宝一样珍藏着。

我不知道这枚纪念币是谁设计的，整个构图四大元素，校名、校训、校诞辰日、校科技楼建筑，简洁明快，美观大方；刚劲洒脱的行书校名和庄重饱满的繁体校训，配以深褐色的背景图案，深沉典雅，寓意深刻，给人一种厚重的沧桑感，我要为它点赞！

1

纪念币的下方是“山西大学”校名，校名是一所大学的品牌形象，每个师生无论走到哪里、历时多么久远，只要看到这几个字，都会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山西大学校牌上的这四个字出自郑林先生之手。

1987年我刚到山西大学时碰到一件事，接有关部门通知，山大校牌上的“学”字缺个宝盖头，不符合文字管理规定。

其实谁都知道这是学字的草体，当时的厦门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的校牌也是这个写法，鲁迅先生为厦门大学题写的校名，被解读为“学字无宝盖，是学无止境的到位”。

但是，“文革”过后，各方面都在整顿，所有标志牌必须使用规范汉字，不改不行。

每个校名的题写都有自己的故事，记录着学校的发展轨迹。我没有查到郑林是什么时候、是谁请他写的山大校名。

更令人遗憾的是我刚到山大工作的前三天，郑林同志因病去世，当校办与郑林先生的儿子郑海豹联系时，依然能感受到全家失去亲人的悲痛氛围。

我与郑林同志不熟悉，只知道他曾担任过山西省政协主席和省书法家协会第一届主席，但从阅读诸多的悼念文章中，让我对这位前辈肃然起敬。

一是郑林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书法大家。中国书画大师董寿平先生说：“吾晋傅山之后，惟郑林同志足当大家。”

这是董老对郑林书法的定位，业内人士心服口服。

郑林“独帜于三晋书坛”，在全国也不可小觑，曾经受到董必武、陈毅、郭沫若等领导人兼书法家的赞赏和推崇。

郑林的女儿郑钢花曾寄给我一篇文章，是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范若愚为祝贺郑林同志从事书法艺术50年而作，其中讲到：

1958年春，他随同刘少奇到山西考察，一位地方领导请少奇同志题写刊名，少奇说：“你们省委的郑林同志的字写得很好，何必要我写呢？”

足见他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是郑林先生是一位功绩卓著的革命家，范若愚称他是真正“够格的共产党员”。

几十年来，郑林把傅山先生“做字先做人”的名言当成他的座右铭，董寿平先生说，郑林的书法“功夫全在法度之外，内在的修养高于临池的雕琢，惟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才会有他玮奇宏大的风格。有其人而后有其书，可谓传世之作。”

还是董老的评价深刻而到位。

三是郑林是山西本地成长起来的书法大家，我更看重的是他的书法具有大山的风格，体现出山西地域文化特色。

郑林1935年毕业于山西法学院，这是山西大学法律系的前身，所以郑林理所当然的是山大学子、校友。

郑林集书法大家、做人楷模、山大学子于一身，由他题写山大校名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真是难得的完美。

为了达到“既不换牌子，又符合要求”的目的，商量的结果是请艺术系几位书法老师研究修改。

他们曾设计出几种方案，其中纪念币上的这个写法，我认为它既保留了郑林后期书法厚重大气的特点，也兼顾了郑林早期书法潇洒活泼的风格，可以说更凸显郑林书法的艺术魅力。

虽然修改的不错，但毕竟不是郑林的原创，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现在老校门仍然挂着那个“不规范”的校牌。

我想，只要“有关部门”不干预，那就继续挂着吧，它已经成为一件珍贵文物。

2

纪念币的上方是反映学校精神和办学特色的校训。校训都会折射出时代的特点，同样这8个字的产生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八十年代后期，一是深化教育改革，明确提出山西大学要由培养一般性的通用型人才，转变为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应用型人才；

二是从严治校和校风、校纪上台阶，要求迅速扭转由于“教育失误”造成学生“全面素质下降”的状况；

三是随着国家扩大开放与国际交流的深入，高校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一些高校以校训为突破口，展示治学精神，彰显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树立校园文化形象。

无论是“转型”、“整顿”还是“发展多元化”，都指向办学理念与价值追求，即培养什么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能力，这也就是校训要体现的核心内容。

坦率地说，对于转型的概念我并不是很清楚，毋庸置疑，作为一所地方高校，不应该照抄照搬国家重点大学的模式，而要办出自己的特色。

我一直认为，山西大学是山西省的最高学府，理应成为培育高端精英人才的摇篮。无论是通用型还是应用型，他们都应该是一流人才，是社会精英，这个标准不能降低。

不能因为山西大学是一所地方大学，就只能培养二、三流人才。地方大学与国家重点大学的差别是办学特色而不是教学质量。

众所周知，只有一流人才才能办出一流的企业，这是铁的规律。如果明清时期没有晋商这样一个世界级的精英群体，怎么可能把山西这个“地瘠民贫”、半封闭的内陆省变成“海内首富”？

现在也一样，如果没有一支以精英人才为核心组成的强大的“地方军团”，那就无法担当起山西经济崛起、文化复兴的历史重任。所以，处于转型困境中的山西人是多么渴望“晋商回归”与“商帮再造”！

但是，优秀人才永远是最稀缺的资源，现在各地都认识到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都在认真落实“人才强国战略”，连北京这样的国际化人才聚集的高地，还以新的“组合拳”发出人才邀约，包括外籍人才直接申办中国“绿卡”的政策。

试想，还会有多少一流人才流入山西？山西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它的定位和特色就是要弥补起本地高端人才匮缺这个“短板”。

请不要把精英式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对立起来，他们都是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最近我看到“三部委”联合颁发的关于“双一流”建设的新政策，其中两个亮点让我感到兴奋：

一是更加强调“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要”，这是基于“高层次创新人才供给能力不足”的现实提出的；

二是不再人为的划分高校的“身份”和“层次”，而要突出“自主特色”和“创新模式”。有专家评论说，这是一种“理性的纠偏”。

那么，围绕办学理念与模式，山西大学究竟应该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校训？按照“二言八字”或者“四言八字”的通行格式，虽然只有8个字，却让人颇费思忖。

制定校训的最大难点是，在诸多充满正能量的词汇中，无论是出自《易经》《大学》《中庸》等古典文献，还是被广泛使用的现代热词，到底哪几个关键词是真正属于你的？这如同大海捞针。

大家都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很好，但那只属于清华大学；蔡元培提出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也非北京大学莫属。这并不是说，这几个词其他校训就不能再采用。

其实，自强不息、兼容并包这两个关键词也是山西文化的突出特征，没有兼容并包的气魄，山西不可能成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带；

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晋商也不会创造出“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世界奇迹，所以这两个词也是山大校训应该包含的内容。

这里的关键是，同一个词汇用于不同的校训，都会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及其内涵，绝对不会雷同。

为了制定校训，我们曾请教育系和高教研究室搜集资料，并就一些典型校训案例分析研究。

我的基本观点是，对于一所地方大学，从理论上来说，校训应该包含三个要素：

一是传统文化，二是人地关系，三是时代精神。

在“三要素”中，传统文化占有更大的权重，因为它是区域文化延续与发展的基础。

我认为，在五千年的山西文化积淀中，晋商文化更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晋商是守护与传承区域文化的典范，无出其右。

1991年，《山西日报》发表《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的文章，省委书记王茂林有一段很长的批示；

十年前，省委书记袁纯清向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推荐学习《五百年来谁著史》，都是想通过一篇文章、一本书让山西人进入晋商史，在历史与现实的多重比较中认识自己，增强文化自信，像晋商先辈那样以极大的创业激情去创造新的辉煌。

我来山大之前在省经济研究中心工作，曾一度学习和研究晋商文化，这并不是出于学术目的，而是试图从历史中找到破解山西“转型难题”的答案。

明清晋商在多次大的经济转型中从未出现过经济整体衰退迹象，反而成为产业升级、超常发展的历史机遇。经济奇迹实质上是人才效应的显示，晋商成功的秘籍归根结底是人才。

大家比较熟悉的晋商大咖，像被誉为票号第一人的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组建大清银行并出任首任行长的金融奇才贾继英，率先倡导票号改革、力挽金融危局的金融企业家李宏龄，以实业救国的“山西保矿运动”杰出领导人渠本翘，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祁县渠家的渠本翘，他是清末一位集官商绅于一体的风云人物，曾留学日本，拥有进士“学位”，一生致力于晋商由传统商业向近代民族工商业转型。

1909年9月出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即校长，在他任职期间完成了中斋与西斋的合并，后来他就专门从事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总理工作，成为晋商最后谢幕的“主持人”。

晋商精英人才不仅仅是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重量级领袖人物，而是在宏观（区域经济）、中观（行业经济）、微观（家族企业）每个层次的群体结构都是以精英骨干为核心组成。

我曾研究过太谷曹氏家谱，明崇祯二年的《山西通志》就记载曹家为晋商首富。

曹氏是最早拥有跨国公司的家族，640多个“分公司”遍布国内外，是晋商最早的“托拉斯”。

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在横向上，各分支机构以及“联号制”的“网络管理体系”如同现代的沃尔玛，是一支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涉及到各行各类的优秀人才，连500多人组成的护院团队也是全国数得上的武林高手；

在纵向上，曹家三百年薪火相传长盛不衰，八代当家人演绎了最精进的传承接力，给我们留下不小的思考空间。

当然，作为巨无霸的曹氏企业也不会单打独斗，他还要与其他大中小企业结队成帮，形成更强大的“商帮力量”。

谁都会追问，这么多的精英人才是怎样培养出来的？明清时期，山西教育比较发达，除官学外，还有遍布全省各地的书院，不过这些学校的职能或者说办学模式都是“学习四书五经，服务科举考试，培养封建文人（官吏）”。

尽管这些精英人才从小也精读《四书》《五经》，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不少考取了“秀才”“举人”，但是，晋商的教育理念与统治者的思想意图完全背道而驰。

在明清官本位的权力社会中，唯独晋商敢于冲破传统理念的束缚，提出并一以贯之的坚持“学而优则贾”的价值取向，确保最优秀的青年才俊进入商业，这与我们现在向“应用型”转变的改革是不是非常相似？

这一文化价值取向的大转折，也是办学方向的大转型，从而促进了知识与经济的结合，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不过，也有人说，山西历史上文化名人辈出，而清朝却没有出过一名状元，形成巨大反差，这同“重商轻文”的区域文化分不开。

这也是事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究竟该选择“状元”还是选择“财富”？只能由价值观来决定。

系统研究晋商文化就会发现，晋商这个自组织系统就是一所常青藤大学。

一是晋商有一个科学而完备的教育系统，包括家族文化、企业制度、商帮组织，乃至社会环境氛围，形成相辅相成的终身教育体系，非常有利于人才的成长。

二是晋商的成功不是单个要素，而是汇集了思想理念、文化价值、伦理道德、行为范式、经营模式、诚信环境等多方面的宝贵经验和理论知识，是一座“博大精深的智慧宝库”。

请不要把晋商文化等同于商业文化。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像犹太人写出《塔木德》那样的经典传世之作。

三是晋商文化的核心和办学宗旨是如何做人。晋商有句名言，“经商就是做人”，“学会了做人就学会了经商”。

从晋商许多杰出人才的成长过程看，大都有一个读书、做人、创业“三部曲”的传奇人生，做人是核心，做人的基本准则千古不变，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观”教育。

四是晋商优秀人才还有一个共性特征，他们无论是经商、当官、做学问，或者亦官亦商，都游刃自如。

乔致庸、武炳沣（清末山西省第一任商会会长）弃官从商，回到家就当“总经理”，看不出从学者官员向商人转换的“过程”。

他们既是专才也是通才，更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基础教育非常扎实。

最近，我看到国家提出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的报导，通过实施“六卓越一拔尖”2.0计划全面振兴本科教育，被称作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质量革命”。

对此，我同样很赞赏，这大概也是一次“理性的纠偏”。

我们经常引用“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这句话，晋商这座常青藤大学就是我们研究山西区域教育生动鲜活的样本，当然也是我们制定校训的主要参照系。

我们当前面临的高校教育的转型、办学模式的创新、“高精尖缺”人才的培育等问题，在晋商文化中都能找到精准的答案。

3

对于晋商文化的主流特征，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予以多种概括归纳。

我想，如果晋商有校训的话，那么应该是：冲破传统的价值取向，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誓死坚守的诚信美德，以及永远充满活力的变革勇气与创新魄力。

当然还有：纵横欧亚的开放气度，同舟共济的群体力量，博施仁爱的家国情怀，实业救国的社会担当等等。

我对晋商文化的理解也是逐步深化的，我把纪念币上的山大校训与“晋商校训”对照，或者说是以晋商文化解读山大校训，确有一种触动心灵的感悟。

勤奋

勤奋的含义不仅仅是刻苦读书，更意味着走向社会的艰苦创业。

山西这块黄土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单元，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开篇就讲山西高原，说这里的“风沙仅次于真正的沙漠”，“连昆虫的声音都听不到”。

但是，从人类起源到文明起源，这里都是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而且文明的延续从未间断。柏杨说“这恐怕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大的困惑之一”。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古人类选址也不完全是盲目的，研究山西史前史就会发现，能够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来的古人类，一是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二是要有能够处理好人地关系的智慧。

否则，要么被冻死、饿死，要么迁徒到条件优越的地方。

但是，在“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环境下生活，也就停止了进化，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祖先。山西文化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地理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

延续到明清时期的晋商，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主流特征被演绎的淋漓尽致，现在随处可见的晋商大院，依然在默默地讲述着他们的先辈充满血泪的创业史。

几乎所有晋商大户的创业都是白手起家，这里没有一夜暴富的奇迹，只有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超越环境、超越家世的严酷搏斗，数代人同命运抗争，虽九死而不悔，才获得了“第一桶金”。

我在《魂系山西》一书中把河曲县西门外那通“走西口碑记”称为东方《命运交响曲》。这些天，被冬奥会炒得热火朝天的张家口，曾经是晋商进军俄国和中欧的桥头堡。

张家口有一条长达1公里的“古宏庙街”，原来叫“孤魂庙街”，是当年埋葬无家可归被称为“孤魂野鬼”的晋商“义地”。

“孤魂庙”的故事，可以对“勤奋”作出刻骨铭心的解读。

在宏大的财富积累背后，山西人付出了极为昂贵的生命代价，这就是黄土地的生存哲学，也是山西的《人文地理学》。勤奋是山西人的基本素质，贯穿于人生的全过程。

不过，用“勤奋”来涵盖这么广泛而深刻的内容，尚显得分量不够，可我仍想不出能够替代的词汇。

严谨

几乎每所高校都会把严谨治学作为办学的基本方略，无论是否写在了校训上。

一般理解，严谨是形容严肃谨慎的态度，办事认真，一丝不苟，但晋商文化中严谨精神的内涵却要深刻的多。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晋商对极致境界的追求，二是晋商把商业做纯粹了。

世界经济史学界把晋商列为“世界三大商人”之一，给予很高评价，赞赏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商人”。

“极致”和“纯粹”既是做人的品格，也是做事的能力，融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大智慧，不是一般意义的聪明。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山西宏观经济研究，我认为，晋商开拓经营万里茶道的商业大手笔，是对极致和纯粹内涵的准确解读。

这几年，由湖北省武汉市牵头，8省区联合启动《万里茶道（中国段）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沿途有数十座中心城市，200多个中小城镇，相关文物景点上千处。

我从网上看到，为了获得这个“世界品牌”，大家都在强调本区段作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 “中心城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当然可以理解，在这场历史活剧中都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但是，这些单个节点、城市并不能自动生成万里茶道，是什么力量把它们按照供求关系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产业供应链系统？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如何确保物资和资金的高效流动？这才是这项遗产的真正价值。

其实这条连接欧亚大陆的主动脉，作为交通道路已存活了数千年，以商品命名的盐粮古道、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路等，是这些主导产品一次又一次地激活了沉睡的古商道。

道路是死的，而在道路平台上的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却是活态的。

经济学人都知道，一个伟大的商业体必然能够在最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就像当今的世界500强企业，都在千方百计的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而晋商在数百年前单靠马帮、驼帮、船帮和手推车组成的物流系统，就把资源配置的范围扩大到已知的“半个世界”，甚至把犹太商人也挤出恰克图市场，他们把商业资源要素的配置做到了极致，比起我们现在运用大数据建立的智能化的物流金融服务管理系统也毫不逊色。

我无法用简短的篇幅把晋商开拓万里茶道的过程说清楚，建议你到榆次常家大院参观体验，或许会有所感悟。

常家第9代当家人常万达一生奔波于万里茶道上，他花巨资在武夷山下梅村购买荒山，建立茶叶种植与加工基地；

又到恰克图开拓国际市场，与俄国商人一决高下；

他亲自探寻这条长达4760公里的运茶专线，并与大盛魁等专业商帮组成物流系统。

从武夷山到恰克图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常万达走过几次不知道，明确记载的是常家39人在这条茶路上失踪。

“茶路经济带”带动了沿途城市的兴起，这些“重要节点”都成为财富聚集地和文明进步的扩展源。

但请不要忘记“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等民间谚语，谁能想象到一贫如洗的揽工汉乔贵发、曹三喜等等，竟然是一座偌大城市的缔造者？

万里茶道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不少专家也提出疑问：

既然茶叶是当时的高端产品，可以获得200%的利润，中国十大商帮中，徽商、闽商、浙商和两湖、潮州商人等，他们既有经济实力，也有经营茶叶的丰富经验，还有控制茶源地的优势，为什么不牵头打造万里茶道？任凭一两茶也不产的山西商人独霸茶路200多年？

我想，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实力达不到，仅流动资金至少要7000万两白银；

二是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配置资源的能力达不到。

任何成功都要同时具备天时（历史机遇）、地利（地理条件）、人和（人文环境）三个条件，而能把这“三大要素”玩到极致的一定是具有大智慧的顶级人才。

信实

这个关键词最初选用的是“诚信”，后来山大教授、著名历史学者郝树侯先生建议改为信实，既包含诚实守信，也有实事求是的意思，同时彰显时代气息，改得好！

我还想补充“实”字的另一层含义。

我在美国曾看到过“美洲铭贤校友会”的一期简报——《山西铭贤学校办学评述》。一位89岁的校友，一生研究体验过中外多种教育模式，他的结论是，铭贤学校的教育“比已往任何学习都来得实在，这是母校对我最大的恩惠。”

他用“实在”来界定晋商教育的特色，耐人寻味。

诚信是晋商精神的核心与精髓，也是晋商成功最本质的原因。晋商诚信的内涵已经超越了商人和商业的范畴，是一个以诚信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也就是说，诚信代表的是晋商真善美的价值观。

价值观的塑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种文化只有融入到全体民众的生活中，具有广泛的地域特色才能持久。

晋商以关公信仰重构诚信的社会秩序，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属性与高尚做人的人格特征完美结合，构建起企业文化、商帮文化、区域文化三位一体的统一的价值体系，显然，关公信仰起到了支持诚信价值观的特殊作用。

关羽是山西解州人，是山西人的精神偶像，更是晋商的保护神，关公忠义仁勇品格的核心就是诚信。

大家都知道，晋商弘扬关公文化不遗余力，他们走到哪里就把会馆和关帝庙修到哪里。全国500多座晋商会馆，都在最重要的空间位置，供奉“义薄云天，精忠贯日”的武圣形象。

数百年来，他们通过各种聚会、祭祀活动，把对关公这尊家乡神的崇拜转化为对商业诚信的敬畏，使诚信理念深深地渗透到每个人的骨子里，也锻造出以诚信为本的“商魂”。

在一次晋商研讨会上，一位北京学者发言说：“你们强调晋商的诚信，人家哪一个商帮不讲诚信？”我想，这位专家还是不了解晋商，只要进行简单对比，就能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异：

一是晋商把诚信做到了极致，旅蒙晋商的砖茶可以在蒙族地区替代货币进行市场交易。晋商并没有任何行政权力，是老百姓赋予了它金融属性。

晋商所到之处，都以自身的诚信带动培养出大批懂规矩、讲诚信的当地客户与合作伙伴，影响所及大半个中国，真是一个诚信教育的经典范例。

习近平总书记到山西考察时谈到晋商精神，首先肯定的就是晋商的诚信。

二是晋商把诚信做成一个产业，说白了，晋商是靠诚信赚钱。金融是诚信产业，诚信是金融的灵魂，并不是有银子就能开票号。晋商独揽中国金融票号达百年之久，主要靠诚信。

不少人都听说过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晋商演绎的那场惊心动魄的信誉大战，宁可倾家荡产，也要牢牢地扼守住诚信这条生命线。

我想，并不是所有商帮都能讲出这样撼动人心灵的“乱世守诚信”的故事。

三是晋商把诚信做成了文化，即独具特色的晋商诚信文化，这个文化就是我们常说的作为区域核心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

从晋商创新诚信文化的成功经验来看，一个地区的主流文化只能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自己去创造，其核心就是崇高而统一的价值观。

我经常看央视一台的《今日说法》栏目，一些违约、造假、诈骗案例居然还有在校大学生参与，让人揪心。

我国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肯定不是小数，巨额的信用成本侵蚀着人们的生存空间，我真担心这会演变为一种诚信危机。这场风波不可避免的会蔓延到大学校园,污染这座圣洁的殿堂。

我看过几篇大学生诚信调查的文章，诸多失信的案例与事实也让人震惊。某校一位领导曾向我讲起某一届学生毕业后归还贷款的情况，几乎是集体失信。

教育诚信是构建诚信体系的基石，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基础工程”。我是学土木工程的科班出身，曾当过9年工长，盖房子还算内行，深知万丈高楼“打基础”的重要性。

尽管这些失信的人和事毕竟是极少数，但是请记住，当年的晋商，从拥有著名品牌的大商户到走街串包的小货郎，个个都是诚信的载体，如果出现失信，即使是“极少数”，蒙古民族也不会接纳他们。

在诚信建设上，我们真得好好向老祖宗学习，他们从小就灌输以诚信为抓手的人格修养与道德塑造，连商铺招学徒工也要查“三代”，看有没有过不诚信的行为，从培养到使用形成一个完整的诚信链。

守护与传承诚信文化应该成为我们办学理念的第一宗旨。

创新

创新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几乎所有高校都会把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最重要的办学理念。

哈佛大学推崇一句格言：“一个成功者并不在乎知识和经验，而在于思维方式。”另有一句话是“未来不可能被预测，也无法去适应，只能去创造。”都在强调培养具有创新思维素质的学生。

晋商凭什么居于十大商帮之首？靠的是创新精神。他们不仅在明清之际的商业革命与金融革命浪潮中一直发挥着领航作用，而且与世界金融商业史同步并行数百年，创造了独特的东方商业模式。

晋商的创新特点：

一是具有革命性的特征。上面谈到的价值观的创新，既是创造性地实现更高意义上的自我重塑，也是对“士农工商”传统理念的叛逆与抛弃。

创新就是一场革命，需要极大的勇气与魄力！

二是晋商的创新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金融票号体系，还是万里茶道供应链系统，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创新也需要整体配套推进。

你知道一张汇票上有多少项“发明专利”？严格的保密制度，让我们现在连一张带有水印的废票都找不到。

三是晋商拥有多项重大原创性成果，正是这些原创才能占领世界科技经济的制高点。

英国学者瓦格尔在他1915年著的《中国金融与银行》中讲到：“近代汇票和贴现的办法,是山西票庄首先倡用的。”美国芝加哥的商业人士称，“从晋商标期经营中获得灵感,开创了赊销批发之先河。”

一个简单的“赊销”创新竟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是晋商把创新与创业紧密结合，形成一场全民创新行动，演绎出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的创业奇迹。只要全民参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这也告诉我们，民间力量才是区域创新开发的不竭动力，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综改试验应该有所启示。

当然创新肯定有风险，晋商的创新没有现在如此完备的风险投资机制，他们只能是不断地去试错，在试错过程中也可能输得一干二净，晋商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

那么怎样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这是一个很难讲清楚的话题，因为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感悟”。

记得有一段时间，上级领导强调以教学为主，从而引发了一场教学与科研关系的讨论。其实，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不下功夫研究，没有创新构想，肯定教不好书。

一堂课如同一场学术报告，讲的效果如何与老师注入的新的信息量和知识量成正比。

曾有一位学生给我写信说：“当我发现我的老师的讲稿已经变质发黄时，我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没有创意的讲课味同嚼蜡，学生是不会买账的。

2019年，朋友邀我到太谷老城旅游，说这是一座“即将消失的晋商古城”，但能给人一种原生态的体验。

古城里曾经有晋商创办的两所学校，一所是知名度很高的铭贤学堂，另一所是鲜为人知的“乙种商科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晋商大佬们支持这些十七八岁的学生成立“学术研究会”，一是紧跟当时商业、金融领域的前沿课题；

二是研究其他非专业知识，所谓“古人一切嘉言懿行”和“一切图谋生计之法”，虽然与所学专业不搭界，却与就业息息相关。

一所职业中专的学生就初步形成“专而博”的“T”字型知识结构，这应该是创新型人才的基本素质。

八个字的校训故事讲完了，但我的心情仍然不能平静。我看到过一篇网文有这样一段话：

“改革开放以后，不知从哪年开始，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刷上八个大字‘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曾有人认为这就是新的北大校训，但大饭厅100周年纪念时就拆除了，没地方再见这八个俗不可耐的汉字了。”

有人说这八个字是北大校训4个版本之一，我没有核实。

你可能注意到了，这和我们的校训就差一个字。“八个俗不可耐的汉字”尽管不是针对山大校训说的，却深深地刺痛了我，也是我着手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动因。

我认为，所有用于校训的词汇都是正能量，没有高雅与低俗之分，你可以说这几个词不适合于某个学校，但不能说它俗不可耐，这会伤害很多人。

无论采用哪一个关键词，真正俗不可耐的是讲不出属于你的故事，不能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那就只能是挂在墙上给外人看的标语口号。

山大校训是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凝练出的8个字，是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与山西大学有着天然的融合性。

不过，据说这几个词汇60%以上的高校都在采用，雷同化现象非常严重，我也感到很纠结，所以后来郭贵春校长向我提及修改校训一事，我表示理解和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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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币中间的建筑物是山西大学图书馆，现在看到这个图像，依然有一种五味杂陈之感。“文革”后，山西大学校园建设欠账实在是太多了，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当时的状况。

有一次国家教委副主任朱开轩到山大视察，我陪同他参观文科楼，这也是当时我们的教学主楼，朱主任指着一张学生课桌说，还不如北京一所中学的设施。我的尴尬和窘状可想而知。

现在的山大学生可以舒舒服服的坐在有皮包座椅的会议中心聆听学术报告，很难想象30多年前山大还没有一个可以容纳三四百人的礼堂。

我到山大的第一次大会是在教职工食堂举行，那是宣布我的任职，我看到老教授们提着马扎、拿着板凳进入会场，坐在浸满油污的水泥地面上，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

会上还要让我作表态发言，我究竟该说什么才好？事实上，我也无能为力，我在山大工作4年，没有新开一栋教职工宿舍楼，回想起来总有一种无法释怀的负罪感。

还联想到另一件事，我到山大的第二年，在宣布我兼任山大校长的会议上，我第一句话就说：“让我当山西大学校长，纯属历史的误会，因为我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甚至没有给学生正式讲授过一门课，我不掩盖我的弱点。”

不过我也表态说，借用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句话：“校长无非是带领职工给教授搬搬凳子而已。”这句话形象生动，让人感触颇深。

我的表态就是一定要尽力为教授“搬好凳子”。但是，面临的难题是没有“凳子”可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也知道，跟着我“搬凳子”的部门职工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他们也只能是忍辱负重，甘苦自知。

多年后，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山大教授自带马扎、板凳，用不着我“搬凳子”。本想秀一句幽默，却让人品尝到丝丝苦涩。

好像是扯远了，其实这也是纪念币上这栋建筑物要传递的信息。就在这个时候，上级告知，要为山大和工大各建一栋图书馆大楼，真是雪中送炭，令人喜出望外。

不过我也知道，期望值不能过高。据说，国家规定图书馆只能搞低层建筑，一般是三四层，最高也不能超过五六层。

大学图书馆肯定是校园里的标志性建筑，按照山大校园规划，从西门进入后是一个直径200米的大型广场和教学区建筑群，图书馆可以说是一号建筑，如果搞上个三四层楼那算什么？

我从事基本建设多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亲手建起来的那些无论工业还是民用建筑，大都拆光了，它们的寿命不要说与山西的千年唐代建筑相比，还不如我活的时间长。

我常对老同学发出感慨，我们这一代建筑工程师究竟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山大图书馆总不能过几年再拆吧？我当时的态度是宁可不建，也不凑合。

在山大党政领导班子里，大部分成员比我成熟老练，且顾全大局，大家认为，建还是比不建强，所以就拿出纪念币上这个“妥协方案”，在建筑物中间拔起一个“塔楼”，增加一点雄伟的气势。

不过，就这个方案在我离开山大时也没有批下来。后来，接替我工作的相从智书记、彭堃墀校长还到我在省科委的办公室谈及此事，大概是有关部门又让压低楼层吧？真是无奈。

还要补充一段话，这既与山大校园建设有关，也是纪念币上“一九0二”的记忆。

山大中文系赵瑞锁教授写过《山西大学百年风云录》，曾在《太原日报》连载。

他送给我一个复印本，其中讲到，山西大学堂1902年至1905年间建设的新校区，“拥有当时全省最新式能容纳彼此隔离的300个座位的大礼堂，这也是全省唯一的无大梁和支柱的最高建筑。”

大礼堂后面是图书馆，藏有最新、最好的教学参考书和“刚从国外新进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西方文学精品丛书”，还有各类先进的实验室等。瑞典籍的地质学教授新常富写信告诉他国内的朋友说，“这是一座全亚洲最漂亮的大学堂”。

我还想着重说明的是，负责新校园工程建设的是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苏格兰人敦崇礼，他是教授，还兼教务长，一身三任。

三年的呕心沥血，新校园落成，并迎来首期毕业班，这些学生同时获得举人“学位”，这在中国大概是独一份。

清廷感念敦崇礼的功绩特授予头品顶戴，然而他已积劳成疾，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年仅45岁。他尽心竭力，事必躬亲，真正是被工作累垮的，他应该被评为山西大学堂初创时期的功臣。

敦崇礼墓在晋中榆次的乌金山，他曾在这里养病，临终时告诉同仁：“我死后就埋在这里，请将墓碑向着山西大学堂，我要一直看着她。”

2012年清明节那天，我同省社科院杨晓国、山西大学朱专法、省财经大学刘海鸿等几位朋友专程到乌金山为敦崇礼扫墓，在陵墓旁种了几颗松树，敬上一柱香，以表达我们的哀思。

我还向几位游客询问这个塑像是谁？都说不知道。当时我就给时任晋中市委书记的老朋友张璞打了个电话，想同他商量怎样把这个景点搞起来，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位为山西教育事业作出不朽贡献的国际友人。

凑巧，张璞说他明天就要到乌金山植树，正好去看看。                                                  

山西大学110周年校庆时，校办和老干部处都通知我写一幅字，以示纪念。可是这些年我“手抖”的毛病一直在加重，医生说是“无名震颤症”，所以基本上不握毛笔。

不过我也在想，现在不写以后就更写不了了，于是颤颤悠悠地写下这么一个条幅：

占历史先机，春花秋实，百年弦歌不绝；

感岁月蹉跎，朝乾夕悌，四载愧怍能无。

120年前，古老的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革故鼎新，方能救亡图存。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接踵诞生，既是西学东渐的结晶体，也是民族先觉的孵化器。

山西大学当时的确占得历史先机，但历经沧桑，却与“先机”渐行渐远。原因也很复杂，历届校领导往往有心无力，这既让我们感慨反思，更召唤后来者奋起直追。

李镇西  2022年4月17日

于太原老军营寓所“居家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