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山西大学校史文化路，穿越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史迹斑驳的山西大学堂砖石牌楼前，一尊雕像亲切而自然地矗立着。他就是山西大学堂的创始人之一——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1870年来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为浸礼会在中国北方的唯一代表；丁戊奇荒中成为“东西方的联合”赈灾的核心人物；主笔《时报》，执掌广学会，传播西学，倡言改革，极大启迪了民智；全方位、深度地参与戊戌变法，成为对中国政局影响最大的传教士等等。尤其是创建和经营山西大学堂，更是使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浓墨重彩，实现了他的最终梦想，成就了他在华事业的最高辉煌。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爆发“山西教案”。 1901年4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进逼山西。山西巡抚岑春煊立即电请李提摩太来晋,“负责解决晋省教案与商务问题” 5月29日,李提摩太向李鸿章递交《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共七条,提议:“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 李鸿章同意，并全权交由李提摩太负责。1901年11月, 李提摩太与洋务局候补知县周之镶在上海签订《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草案，规定“大学堂成立后十年内由李提摩太总管，一切章程课程均由其斟酌妥定”。李提摩太遂在上海开始筹备，延聘洋华教习，购置教学设备。4月下旬,李提摩太一行抵达太原,却看到了岑春煊根据清政府“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诏令，将原有令德书院与晋阳书院合并而组建的山西大学堂已然于5月8日在太原贡院成立。“考虑到在同一个城市里建立两所竞争性的学校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既浪费大量经费,又将使中外不和”,李提摩太提议将“中西大学堂”与“山西大学堂”合并：“把两者归并为一所山西大学堂,一部专教中学,一部专教西学”。6月7日, 双方签署《山西大学堂创办西斋合同二十三条》： “将中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专教西学，归入晋省奏设大学堂办理”；“晋省筹款司库平纹银五十万两作为大学堂西学专斋经费，请李提摩太代为经理，以十年为期，扣足十年或未届十年而款项用尽，均作为期满，交由晋省官绅自行管理”；除此之外，还对西斋经费使用、学生食宿、学籍管理、考试毕业及教习聘任等内容一一规定。6月9日，岑春煊下令将皇华馆学台衙门拨给李氏，作为西斋临时斋舍。6月26日，西学专斋开学，李提摩太任节制兼总理，注册学生95人。山西大学堂原来部分改为中学专斋，中西两斋并存的山西大学堂就成为“国内省一级创办最早的大学”和辛亥革命前我国仅有的三所大学之一。

西学专斋成立后，李提摩太虽很少居留太原，但他却时时关注着专斋的建设，指导着专斋的发展。一是亲自访聘教习，组建了一支英国籍占到75%，学历水平颇高，且年龄结构相对合理的洋教习队伍，尤其是敦崇礼、苏慧廉等总教习的延聘，直接奠定了大学堂的发展基础。二是亲自指导课程表的制定。在李提摩太“设有用之课，育有用之才”，“专为开导晋省人民知识不再受迷惑” 思想的指导下，西学专斋完全采用英式办学模式，分预科、专科两个阶段。课程也多是有利于开启山西人智慧的西学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工学、矿学、英文、地理、世界史、法律、格致、体操、博物、图画等。此外，还举办了体操、网球、足球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三是引入英国教学管理模式。李提摩太也委托总教习按照英国教学管理模式展开具体教学：实行班级授课制,实行分班教学；注重实验教学、实地调查等。四是开展留英教育。在李提摩太的提倡呼吁、全程关注、全力支持之下，1906至1912年，山西大学堂共派出三批留英官费生39人，自费生4人，其规模仅次于江苏省。留英学生在英期间，发奋读书，还积极支援国内革命活动；毕业归国后，他们又积极投入山西的教育、实业第一线，对民国时期山西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山西大学堂）留英生是个精英群体，无论是在英学业水平，还是归国后成就，他们都可圈可点”。五是教材编译。通过多方考察，李提摩太决定从西学专斋办学经费中，每年拨出 1 万两白银，于1902 年 8月在上海江西路惠福里口 210 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译书院，附设于西学专斋，是继同年5月由京师大学堂上海译书局与南洋公学译书院合办的大学译书院之后的中国第二所大学译书院。译书院先后聘请英、美、日译员及校阅者10余人，翻译了23 种 25 册国内急需的教材，“足供师范高等各学校之用”。

1910年 11月，因为“深信现代教育已在山西省深深扎根了”，李提摩太决定西学专斋不必等到十年期满，就交付给中国政府，并立刻辞去大学堂督办之职。1911年2月，苏慧廉正式办理移交手续，6月，全部交接完毕。从1902年6月26日成立到1911年2月，存在了近十年的西学专斋以其独特的办学模式、教学风格和组织形式为中国大学教育的创制及发展作出了诸多有益探索：它的创办不仅使得山西大学堂成为壬寅大学堂中硕果仅存的一所，开省内创建大学之先河，并且提供了英式办学模式的范本，促进了山西省各地新式教育的发展，极大推动了近代教育体制变革。同时，西学专斋还通过科学教育活动、培养的科学人才为山西地方社会，乃至全国的近代化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对山西地方的政治、文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诚如新常富所言：“山西大学堂者，晋省创办学堂之起点也。……是校（山西大学堂）建于省垣之东南隅，地势宽展，规模宏大，诚不愧为大学之名焉。……总之，大学一堂，建设完全，已无遗憾，人材荟萃，大有可观。科学之发达基于此，实业之振兴基于此，异日促文明之进步，俗渐改良，普教育于家庭，人皆知学，蒸蒸日上，使数千年守旧之习惯，一扫而清之。”

山西大学堂的影响有多大，李提摩太的威望就有多高。1902年6月岑春煊就亲自对李提摩太说：“这两项伟业都应归功于你！倘若没有你在这里，这两件事是不会付诸实施的。” 1907年山西巡抚恩寿上奏为李提摩太等西斋教员请赏，清廷赏赐李提摩太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1908年，李提摩太回到山西，原大学堂学生、时任省谘议局议长的梁善济召集省城所有中等以上学校的师生在广场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梁善济致辞：“今日欢迎先生的学校师生来自军事、农林学校，来自普通中学，来自大学堂，那些学校的校长几乎都是山西大学堂昔日中西斋的毕业生，这不仅在太原府，而且山西的许多县城，正由于大学堂毕业生们的努力，各类学堂似雨后春笋般在山西大地上出现，给山西教育注入了生机，这一天，我们均应感谢尊敬的山西大学堂西斋的创立者，尊敬的李提摩太先生。” 1910年11月12日，李提摩太再次回到太原。据记载：“李先生由沪至晋，欢祝之声盈于道路，至以一见其面为荣。”山西巡抚丁宝铨率省城官员及全体师生于11月13日在大学堂礼堂召开欢迎会，并在会上演说对大学堂的贡献赞不绝口。同时，丁宝铨还为李提摩太请奖，“赏给三代正一品封典”。1911年，梁善济亲撰《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始末记》，指出：“山西之有西学专斋也，自英儒李提摩太先生始。夫非常之举，黎民所惧，以民俗伊塞习安固有之区，一旦输以新学知识，遂一跃而入文明之域，士气学风且驾他省而上之，是非李先生之力乌能及此，然使非当时巨公硕彦有以独见其大，而知斯举之不可缓，则其效果亦未必有如今之卓著。天下事易于乐成，难于图始，古今人情不甚相远也。……先生诚我晋之功人哉。” 此文被刻入碑石，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教职员题名碑》一起，立在校园里，并保存至今。当时李提摩太已回国。梁善济还仿照此碑，以银为质，专做了两块长一米见方的银牌，交苏慧廉带回英国赠李提摩太作为纪念。

诚如学者评价：“载入高等教育史册的英国人只有浸礼派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和他开创的山西大学堂已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座丰碑。120载的光阴荏苒，不变的是山大人对李提摩太这位创始人的永远尊敬与怀念，那座伫立在山西大学校史文化路尽头的李提摩太雕塑和山大人代代薪火相传的“中西会通”的办学精神就是最好的见证。